沒有出口何來成長？

沒有出口何來成長？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2.28 03:30 am


國內生產毛額（GDP）等於國內消費加上投資，再加上政府支出及出口減掉進口；因此有些人樂觀地認為，即便今年出口大衰退，只要進口衰退幅度更大，即可維持出超，再努力經營內需，便能撐起經濟成長。

這樣的說法，對美國這樣外貿依存度不到三成的國家，也許還勉強成理，但對於高貿易依存度的國家來說，GDP裡的投資金額絕大部分來自出口產業的進口設備及原料零件，GDP裡的消費需求增加，有大部分也是來自出口產業所發股利及聘僱員工薪資的增加。簡單地說，出口減少（雖然進口也減少），生產減少，就會減少或根本不投資，也會造成失業，部分消費也因此減少；正因為如此，主計處在今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裡，雖然預估全年海關貿易順差可以達到265億美元，比去年的148億美元還增加117億美元，成長幅度高達79%，預估的經濟成長率卻是-2.9%。因此，倘若要救經濟，別搞錯了方向。

2月份預測機構Global Insight Inc.及EIU最新預測分別把日本今年經濟成長率一口氣下修到-3.3%及-5.5%，主要的著眼點便是全球貿易成長將從去年的4.2%下降為今年的 -3.5%。日前日本公布1月份貿易情形，貿易逆差高達9,526億日圓，是1979年以來的最高，其中對美國、歐盟及亞洲出口金額，比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53%、47%及46%，而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也萎縮了45%，這印證了全球市場需求是全面性的大衰退。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也被上述兩家預測機構分別下修至5.9%及6%；說實話，以目前中國大陸高近七成的貿易依存度，若說能用兩年4兆人民幣的擴大內需而獨善其身度過不景氣，恐怕過於樂觀。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下降，始於2007年中陸續實施出口退稅調降、企業所得稅法改革及勞動合同法等不利於出口產業的措施；剛開始，主要受衝擊的地區為廣東，這反映在中國內地對香港的出口，在2007年上半年仍有近25%的成長，下半年只剩14%，2008年上半年再降至 8%，下半年轉為負成長，11、12月衰退幅度更達-20%、-16%。

在2007年中至2008年9月為止，中國大陸因為開拓了歐洲、俄國及印度等新市場，彌補了透過香港出口成長的減緩；不過當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全球企業投資支出瞬間凍結。由去年11、12月中國大陸主要出口項目來看，衰退最嚴重的產業，衰退超過五成的是電視機；超過三成的有液晶裝置、資訊電腦等零件；超過兩成的有套頭衫、無領開襟上衣、積體電路及微組件、冷氣機、鋼鐵製管線等。其中資訊電腦等零件、積體電路及微組件及液晶裝置占中國大陸整體出口比重分別為第3、4及9名，去年12月這三項出口減少金額約22億美元，便是全球企業支出大幅緊縮下的後果，而中國大陸這些產品的上游零件也大都來自台灣，這也就是為何台灣出口嚴重衰退的主因。

不過這當中更值得商榷的是，中國大陸去年12月自台灣進口這三項產品所減少金額達23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大陸出口的衰退金額，所減少的占有率也被日本、韓國及中國本地生產所瓜分；顯示台灣出口的問題已不再僅是景氣衰退多少而已，還牽涉到競爭力彼長我消的情形。若不儘快擬定妥善的因應策略，別懷疑，台灣不僅已是亞洲出口衰退最嚴重的國家，也將會是經濟復甦最慢最溫吞的國家。

【2009/02/28 經濟日報】

救失業也需要想像力

救失業也需要想像力
文/iThome (記者) 2009-02-24

挖洞又補洞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洞不該挖，而是我們挖這樣的洞，有沒有期待這樣的洞裡，有一天會湧出甜美的泉水？挖這些洞的人，是否學會了找尋與挖掘湧泉之洞的方法？

經濟自由主義的信徒，經常用一個笑話來消遣目前相當火紅的「凱因斯主義」：政府為了要解決景氣蕭條時期的失業問題，可以花錢聘用失業者，將他們分成兩組，一組負責挖洞，另外一組則是將挖好的洞填回去──雙倍的公共支出，既創造了經濟成長率，又降低了失業率，堪稱是「雙贏策略」。

經濟自由主義者用這麼誇張的手法，來諷刺政府用擴大公共支出救失業的枉然，當然不免帶有意識型態之爭的色彩。但是這樣的例子卻也點出了，政府想要在短時間內拯救失業率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失業率的數字或許好看了一些，完成的工作卻絕大多數是經濟效益很低的事情。

現在我們的各級政府為了搶救失業危機所創造、釋放出來的工作，像是撿狗屎、養豬、清掃街道、資料整理等等，雖然不及挖洞補洞之喻那樣徒勞無功的程度，「沒事找事做」的邏輯卻如出一轍。

在我看來，政府擴大公共支出，聘用更多的人，想辦法減少一些失業人口，這並非全然不可行之舉。只是，在創造哪些工作機會這件事情上頭，我們能否再多些想像力，多一點冒險精神？

既然政府在這個時間點的投資，明顯的是「不求回報、不顧效益」，我們何不把這樣的資源放在過去一直想做，卻又不敢做，或是一直沒有做好的事情上？

這類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我們的政府喊了很多年的「文化創意產業」。

比方說拍電影，大家知道是個高風險的行業，臺灣的電影產業萎靡不振也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了。去年《海角七號》的爆紅，讓臺灣的電影產業似乎看見了那麼一絲希望，但是在當前的經濟景氣情況下，真正膽敢拿錢出來拍電影的人依舊少之又少。

去年臺灣的幾家DRAM廠商總計虧損超過千億元，把這筆錢拿來拍電影，可以拍兩千部《海角七號》。先前政府說要拿兩百億元協助大學畢業生重返校園，這些錢也夠拍四百部《海角七號》。

拍電影當然有風險，但是跟投資DRAM廠比起來，我相信血本無歸的可能性還低一些。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夠年產兩千四百部《海角七號》等級的電影，臺灣的電影就將徹徹底底是個「產業」了，產業鏈中的各個環節，從美術、燈光、演員、行銷、發行等等，就會有人高度專業地來填補與滿足市場的需求。大學畢業生有兩百部電影可以讓他們來觀摩、參與並「從做中學」，保證比重回學校學習進修更有效益。

不過，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政府應該獨厚電影產業，同樣的邏輯也適用在發展軟體、遊戲、藝文、工藝、音樂、網路、多媒體等等我們認為是「臺灣的未來」的產業。既然我們不求立即的經濟效益上的回報，我們就應該更具有開創性與冒險精神，藉由公共投資指引臺灣未來產業的方向與目標。

挖洞又補洞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洞不該挖，而是我們挖這樣的洞，有沒有期待這樣的洞裡，有一天會湧出甜美的泉水？挖這些洞的人，是否學會了找尋與挖掘湧泉之洞的方法？

作者簡介：
王盈勛─iThome電腦報總主筆
曾在科技財經雜誌任職，擔任過鄉下第四臺的節目部經理，現為淡江大學資訊傳播系助理教授，擁有政治大學科技管理博士、英國Brunel大學傳播與科技碩士學位，著作包括《世界是斜的》、《微軟生存之戰》及《白話數位經濟》等書。

讓優秀官員享有待遇及尊嚴

讓優秀官員享有待遇及尊嚴
   
【經濟日報╱周行一】
   
2009.02.23 03:32 am
 

有一位政務官朋友最近感慨地說，「以前當學者的時候所得低，但是有發言的權力，沒有挨罵的義務」「企業家的所得高，沒有發言的權力，也沒有挨罵的義務」，「現在當政務官所得不高，沒有發言的權力，但有挨罵的義務」。他的話貼切地點出阻礙台灣進步的落伍觀念。

前幾天各政黨及政治人物公布所接受的政治獻金，金溥聰先生領了國民黨250萬元的事情被大做文章，認為他領太多錢了，甚至有人批評這會讓也很努力但拿錢較少的國民黨黨工不平。我不確切知道金溥聰在選舉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以媒體所報導他對馬總統的影響力而言，推斷他對選舉策略的擬定應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以成敗論英雄，馬總統因金溥聰的關鍵貢獻而當選，試問在美國這種競選顧問的所得會少嗎？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開始波濤洶湧，戕害實體經濟時，媒體報導新加坡官員因經濟表現不好而減薪，台灣社會亦出現官員應減薪的聲浪，論點是這樣才能苦民所苦。這種認為官員所得要低、表現要好，是一種大家普遍都有的「便宜又大碗」的心態，將使我國無法吸引最優秀的人才擔任政府高級官員，嚴重阻礙國家的發展。

一個機構的領導人決定機構的發展方向及策略，配合卓越的執行力，如果也能激勵員工的向心力，這個機構就會非常成功；機構不會因有一些員工表現不佳就出大問題，但是如果領導人不行，機構就絕對不會好，這是為何企業裡高階主管與基層員工的所得差距很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領導人是會往所得較高的地方移動。

台灣現行的公務體系薪資結構有以下的特色：新進人員的所得在社會上極具競爭力，加上有讓一般勞工羨慕的退撫制度，使得許多年輕人願意當公務員，但是薪級差距未因年資及升遷而適度擴大，造成最高級公務員與基層員工的所得差距大概不到五倍。過了一陣子，優秀資深公務員就會發現，具有類似能力的民間人才所得較高，經常發生被管的百姓所得高於管人的官員，這在金融業是普遍的現象，難怪許多人因此感慨萬千，趁早退休。

香港及新加坡都是小地方，他們非常清楚公務員的政策制訂眼光、執行能力及服務水準，決定了國家競爭力。既然百姓的生活及未來的發展基本上是由政府官員決定，以高薪吸引最優秀的人才進政府服務，自然是最聰明的作法。持平而論，台灣也非大地方，如果不效法新加坡及香港，久而久之，我們的競爭力一定堪虞；事實上，官員的水準愈高，行政效率也會愈高，公務人員的數目也可以適度減少，讓民間仍有充裕的人力供給。

所得夠高才會讓公務人員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不願因表現不佳而被迫離職，最近考試院訂定淘汰不適任公務員的構想，非常值得喝采，但是如果未努力調整薪資結構，擴大薪級差距，考試院的努力一定事倍功半。

除了薪資，公務員的自尊也需要維繫，也就是要維持適度的官箴。不知曾幾何時，中華民國官員的威嚴在百姓心中幾乎已蕩然無存，這與立法委員、官員間的互動有密切的關係，立委質詢官員的儀態及口氣會影響百姓對官員觀感，間接影響人民對政府官員的認同及信任，立法院有必要約束委員的問政儀態，政府亦應研議如何提高官員的行止，進而提升做官的尊嚴。

如果所得與尊嚴雙低，很難想像會有足夠的優秀人才願意服務公職，好人才要給好待遇，便宜不僅不會大碗，反而會因此而沒有品質，我們會為王建民在美國爭取高薪而加油，是否也應該替優秀高級官員爭取合適的待遇，讓最好的人才來替大家服務？（作者是政大財務管理系所教授）

【2009/02/23 經濟日報】

做好準備，促動下一個蝴蝶效應

做好準備，促動下一個蝴蝶效應

• 2009-02-23
• 中國時報
• 【陳長文】

    　蝴蝶效應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詞，某地上空一隻小蝴蝶扇動翅膀，經過長時間後可能導致另一地發生暴風雨。其意謂著，即便是看起來微小的變化，經過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卻可能引發關鍵性的巨變。

    　過去這段時間，遠從美國開始延燒的金融風暴所引發的經濟海嘯，飄洋過海地重創了台灣的經濟。舉國上下，人人感受到這波海嘯的巨大威力。

    　這波海嘯的源頭，就像蝴蝶振翅一樣，可能只是一些微小行為的聚合。例如，企業、銀行與消費者把一塊錢當三塊錢用的槓桿操作慣性，漸漸地連鎖地膨脹成為各式各樣的經濟泡沫。而這些其實並不存在的錢，又連鎖地創造出它的假性需求，膨脹了企業的規模、膨脹了民眾的財富。而被膨脹的當然不會只有金融商品市場，也擴及了所有的產業。

    　這種泡沫化的膨脹終有到其極限的時候，於是當揮霍過度的美國接連發生次級房貸風暴、連動債風暴後，這個巨型泡沫終於破裂，隨後經濟海嘯撲向全球，相對實在卻高度依賴出口的台灣也不能倖免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蝴蝶效應也並不意謂著，蝴蝶振翅的瞬間，暴風雨就因之而起。從這一層意義言，將這波的經濟衰退歸咎於新政府，並不公道。當過去的榮景，有相當程度是虛胖膨脹出來，而其主要原因又是外來的時候，將過去的榮景與現在的衰退直接比擬，然後責備新政府無能，不但過度簡化問題，也無助於困境的解決。

    　然而，雖然從遠因面來看，不能太過歸責新政府，但新政府對於金融海嘯的感知能力與應變能力，不容諱言的，確實讓人憂心。主計處過度樂觀的估計，若非專業不足，就是政府在報喜不報憂的逃避心態下，隱匿實情。甚至連主計處最近公布的成長率預估數據是負百分之二點九七，仍可能是過度樂觀的評估。

    　馬總統與劉院長雖然勤奮認真，但若不能認真面對最壞的狀況，如何提得出相應的政策，妥善因應危 機呢？此外，當一次次的樂觀評估，都被事實證明做不到時，也將嚴重的傷及政府的公信，使得對民眾的政策溝通與說服愈加困難，進而妨礙政策的推行。除了應該 勇敢面對真實情況外，政府部門間對於經濟危機的協調連動能力，也有待加強。看起來，各部會並沒有統合在共同的思考架構下，將解決當前的經濟難題作為最高的 目標。

    　以國防部為例，仍然本位的只站在消耗預算的角度思考國防，卻沒有認真思考如何善用龐大的國防預算（約三六○○億/年，軍商購占一/三），在執行國防政策時，發揮綜效去推動國防產業（韓國、星加坡、以色列等則有傲人的國防產業）。舉例而言，我們只看到國防部用七五○億買三十架阿帕契直昇機，但卻完全看不到國防部在採購中落實工業合作的要求（即要求採購金額一定百分比必須來自台灣生產的零組件及技術等）。當國防部在所有軍商購中要求工業合作時，不但可以提升台灣國防產業（如造船、航太、材料、電子、機械、化學、資訊、服務等行業）的成長，自然可以提高就業率。

    　類似的工業合作要求，是各國軍事採購常態，但台灣卻是極少數（另如阿拉伯國家）對提出工業合作消極無為的國家，這都顯示出國防部的本位主義與內閣的不認真。

    　最後，這一波的經濟海嘯何時會平復，筆者不是經濟學家，無從提出預言。但既然如蝴蝶效應的隱喻，微小的條件變化，會形成大的 改變。那麼，政府此刻最該扮演的，正是另一隻促使台灣經濟產生正向循環的蝴蝶，不放棄每一個「小處」的良性改變。而其中最該做的兩件事情：一是說實話、做 實事，把實際的情形，乃至於最壞的情形告訴民眾，和民眾一起面對危機；二是，破除部門間的本位，齊心合力，實事求是的善用每一分資源，創造經濟的正循環。

    　（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

全套政策 強力執行 解經濟倒懸

全套政策 強力執行 解經濟倒懸

【聯合報╱王作榮／前監察院長（台北市）】 2009.02.20 03:17 am

我常自嘆「舊業已隨歲月盡」。一九五○至七○年代，我的卅年黃金歲月全部奉獻給了台灣的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當時台灣發生任何經濟問題，我立即站出來指出發生的原因、結果與對策；現在則是「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不過，主計處發表「國內經濟情勢展望」，我仍不免有「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情懷，寫出一點淺見，供社會大眾參考。 首先，我要向主計處全體同仁道賀，他們的「展望」已達國際水準，與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我們國家仍在進步中。除了主計處所提出的各點外，我也表達一些淺見。依我的看法，台灣經濟目前的困境，有兩個主要的原因混雜在一起造成，並不是單純的所謂金融海嘯。 一、短期性的經濟循環。此次金融海嘯，一如一九三○年代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大恐慌，是資本主義經濟長期供求失調所累積造成，再由金融與大企業腐化及相關社會 因素作為引子而爆發。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本質，隔段時間就要發生一次，強度與時間長短不一定。這次台灣被波及，乃極其自然的事。 二、長期性的經濟結構問題。台灣過去幾十年，產業及經濟發展都走輕便短小的路：紡織、成衣、玩具、家電、小型機械，漸至石化、汽車裝配、電子代工、電子資 訊及相關產業，而以出口外銷為導向。包括商業、銀行業等服務業有進步，但長期處於相對的落後狀態，這就是台灣經濟奇蹟與繁榮的來源。 大陸經濟崛起走的也是這條路，雙方必會在國際市場相碰，而由於大陸規模大、成本低、進步快，競爭之下台灣居下風，不調整經濟結構，出口必逐漸減少終至衰退。 三、還有其他個別不正派經營、投機及挖空企業的財團，與投資者及消費者陷在經濟困境的心理反應，則都是造成現狀的因素之一，但對大勢影響不是很嚴重。 解決第一個問題，應以財政政策中公共投資政策為主，但應有計畫、有節制，不可亂撒錢，破壞健全財政的基礎，埋下日後通貨膨脹或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種子，且損害社會公平，加重財富分配的集中。 解決第二個問題的辦法是採取香港模式，也是我一再提到的台灣應與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或更遠地區形成塊狀經濟區，「打不過你就加入你」，民間做得很好，政府尚待加強努力。 至於第三，一些雜項問題等到前兩個問題解決或解決中，會減弱、消失，或對整體經濟不會造成嚴重傷害。 對於政府現在採取的政策，我只提出一些看法供決策當局參考：（一）降低利率、台幣貶值、減免稅對於解決當前問題的成效究竟有多大，尚待評估。但都是兩面 刃，應謹防過度使用的副作用。（二）任何撒錢的政策都要注意接受者的責任與義務。（三）任何援助個別企業，都要伴之以整頓與懲罰，記住午餐不能白吃，白吃 後患無窮。（四）建議政府召集年輕專家學者與政府官員精細會商提出一整套解救目前危機的政策，強有力的執行，不可隨興提政策、作決定。政策強有力的執行最 重要，蔣經國十大建設的最高執行者就是蔣經國。 最後，我還要提出，台灣經濟有一定的健全基礎，人民教育水準高，一定可以度過難關，何況我們還有以百萬計的台商賺「陸匯」匯回台灣。 【2009/02/20 聯合報】

學校修道場

學校修道場

* 2009-02-17
* 中國時報
* 【■李清潭】

　日前紀大偉先生在觀念平台上的「學校停車場」大作，學校在景氣惡劣的當前作為青年停車場，筆者除了佩服之外，覺得討論意猶未盡。基本上，筆者贊同紀文引用傅柯的論述，學校和醫院、軍隊一樣，都是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但也感同紀文評論傅柯的說法「過於犬儒悲觀」。

　第一，學校停車場將會超越經濟學家「視教育為人力資本」的侷限性。教育的意義絕不僅止於如投資於機器一般，投資後即有收益（這是教育券的消費含意宣傳）。教育是有更寬廣的意涵，那就是啟發人的心智，讓人們理解改變是可能的。

　但是，我們要問：會有人拿了國家所發給的消費券（或教育券），而只到停車場充作停車之用嗎？再就當前台灣青年的活力而言，在金融海嘯中進入教育系統，也必是「一券在手，希望無窮」，企圖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更廣闊地看，教育可經由其他方式重組事務，同時教導人們現代科學原則和推理分析的各種元素，並加強學習能力，尤其是改善弱勢族群的能力，這絕非以人力投資回收高低即可放棄。

　第二，學校停車場將會改善現行教育趨勢的狹隘與落伍。當前教育走向「重研究輕建教」、「重排名輕務實」、「重海外輕社區」的弊病，在金融風暴中暴露無遺。當政策以學校為青年停車場，作為景氣蕭條下的唯一出路，青年朋友們本身會甘於停車而已嗎？

　更積極的意涵下，我們會面對青年們的反問：為什麼學校不是造車廠、修車廠？或是練武場、修道場？為什麼青年無法更貼近自己生活和就業智能的完善呢？筆者以為基於過去數十年的生聚教訓，台灣當前的年輕人已具有能力：進軍隊質疑其系統，進醫院批判其體制，進學校則挑戰其文化。這些在傅柯的社會控制的工具說法背後，仍有其反制約的、「見山不是山」的茁壯種苗。

　第三，學校停車場果真作為經濟政策的馬前卒，情勢推演將會引發我們檢討：國家沒有提供工作平衡是沒有長遠好處的。長期以來，社會部門（尤其鄉村、山海邊緣地區、農漁弱勢部門）困窘於提供充沛的就業機會，也連帶失去迫切需要的智慧資本。亦即，過去長期間國家和社會兩者透過各級教育，對自己最傑出的孩子們做了極大的投資後，最後卻把他們拱手讓給資本部門，乃至於跨國資本的經濟市場。從科學園區到都會商區，這種資本部門「竊取社會與國家部門的智慧財產」的失衡，在這次的教育作為資本代罪羔羊的政策裡，人們會逐步地、面對現實地反省，社會可以充分地加以檢討城鄉資源、基層人才的困境並矯正。

　改變是可能的，我們可以更樂觀。國家利用教育吸納資本泡沫的惡果，投入各種變數在青年的生命中，同時將開啟人民「改變是可能的」之希望，這種希望的教育工程是有反省動力的。

　（作者為中山大學企管系教授）

半導體業能「置死地而後生」嗎

半導體業能「置死地而後生」嗎

* 2009-02-17
* 中國時報
* 【中時社論】

　最近幾天，台灣的股市、政壇、業界都在關注ＤＲＡＭ產業的發展。由於茂德的可轉債於本月十四日到期，而本周則進入到期後的緩衝，無論如何要做個解決。媒體報導，銀行團目前正在與業者磋商，看看能否談出個頭緒。另一方面，經濟部似乎也在與業者及國外母廠商洽談，希望能提出一個整併模式，但似乎進展有限。在此，我們要把ＤＲＡＭ此次面臨的危機與轉機一次講清楚，也指出政府介入所必須要有的心理準備，以及必須要掌握的大原則。

　首先，力晶、茂德等半導體廠商都是民營事業，他們的營運成敗當然受市場競爭淘汰法則的篩選。今天，台灣半導體業者之所以面臨倒閉的窘境，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歸咎於金融海嘯，但也有自身經營不善的因素。政府出面干預市場運作不是不可以，但必須要基於更高的理念基礎。單單因為避免半導體員工失業，並不構成政府強力介入的理由。以目前的情勢來看，台灣ＤＲＡＭ的競爭力不如韓國，而且廠商家數太多，即使今天沒有金融海嘯，該產業一兩年後也注定是會病痛纏身。國家出面干預市場，絕不是為了「把病症拖久一點」，而應該是為了「把疾病治好」。唯有掌握這樣的大原則，才有討論挽救ＤＲＡＭ的空間。

　其次，ＤＲＡＭ的病究竟治不治得好，財經當局必須要拋開政治壓力，誠實面對。大家都知道，台灣半導體代工業者家數太多，又與外國技術母廠殊少整合，不但技術上拚不過韓國三星，甚至彼此間競爭，中長期根本處於極不利狀態。故要把ＤＲＡＭ大病治好，不但要促使台灣五家大廠整併，也要促成台灣代工業者與國外技術母廠之間的整合。不止如此，整合之後的新老闆，當然不能由原來經營不力或惡名在外的業者來擔任。因此，治ＤＲＡＭ病所需藥方極為複雜，牽涉到五家本國廠、三家外國廠與海內外至少十位企業家。

　政府面對這麼複雜的局面，但手中真正有的籌碼，就只有納稅人的「錢」。ＤＲＡＭ公司中沒有公股代表，而對國外技術母廠台灣政府更沒有發言權，故所有的整併案都要由業者主動提出，政府被動審查。要如何在這種環境下把ＤＲＡＭ的疾病治好，恐怕非得有雄才大略的官員方能竟功。但以今日情勢來看，經濟部長口風不緊，國家元首又大老早宣示要拯救，國發基金一千億銀彈又早已曝光，所有的底牌都一再掀給別人看，我們真不知道這談判要怎麼進行。

　坦白說，今天ＤＲＡＭ的問題之所以難處理，先前任意放話的政府官員都要負些責任。國家出面干預半導體整併，當然是著眼於救產業，而非救老闆。一旦國內外業者預期政府終將出手拯救，老闆們就能期待在收購價、換股比等條件上多所爭取。套句白話文來說，政府的態度越積極，業者就越有可能「拿翹」，整個的談判就越為複雜。事實上，在政府高官矢言救ＤＲＡＭ之後，市場上原本不怎麼值錢的可轉債價格就漲了一倍。而在經濟部長「情人節」談話之後，連股市都漲停捧場。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官員離實務界非常遙遠，而要期望他們收場這麼複雜的局面，實在是難以樂觀。

　我們的建議是：如果救ＤＲＡＭ是為了治好台灣半導體業的痼疾，那就必須在心態上有所調整。政府官員必須先破釜沉舟，一定要看到治好病的完整藥方，且在絕對合理的藥劑價格之下，政府才能出手。如若不然，則寧可讓若干廠商跳票、破產、倒閉；到閻王殿度人其實比在凡世度人容易。其實，個別廠商倒閉之後，並不表示產業垮台或員工失業；相反的，破產之後只是法律程序比較複雜，有時反而使另有所圖的業者見黃河而後死心，有利於後續談判的進行。換言之，破產重整是法律上逼使業者讓出喊價權的自然機制；既然市場內的談判難以達成共識，那就只有靠市場外的司法程序，去促成重整了。

　總之，ＤＲＡＭ今日的局面─檯面上有國外三家母廠、國內五家子廠，外加一個市場經驗不足的政府。能不能在這三加五加一的局面中以最小的國庫支出取得最大的產業（而非業者）利益，不但牽涉到產業未來，恐怕也關係到某些政務官的去留。

比最後一名的，會變成最後一名！

比最後一名的，會變成最後一名！

* 2009-02-17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在國際財經論壇上，從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後即有所謂的「最後一名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之說。這說法主要是在描述許多亞洲政府及出口業界固定思維反應模式：一旦國際需求降低或生產供給過剩，而使得出口競爭趨於尖銳；或內部經濟出現困難而需要找到突破點，皆二話不說立刻想到貶值這個最容易的手段。

　而一旦將競爭力窄化到只剩匯價差異，大家就會在匯率低估或高估上做文章，不願被別國賺便宜，這就是競貶之局，比來比去就變成了「最後一名的競賽」。

　在經濟情勢嚴峻的時刻，由於貶值手段最容易而且也有出口商的「商粹主義」支持，它會讓人覺得似乎不無道理。但經濟不是只有出口而已。貶值在以為可以得到出口利益的同時，也必須付出其他可能的代價；如它會增加進口成本，若某些進口項目為民生關鍵，就會引發「進口驅動的物價上漲」，從而挫折了內部消費；如果政府或公司有以外幣計價的債務，那麼債務成本就會增加；啟動貶值，在目前的經濟秩序上，會被認為是自私的經濟「麻煩製造者」，會造成國家形象的受傷甚至招致非議與抵制；貶值會整個降低了以國際貨幣計價的國家經濟規模甚或大退步；貶值在資本市場上會被認為是「不友善」的行為，降低投資意願。

　以上所述，都已是老生常談。因此貶值說說可以，但不宜輕啟。在有些情況下，它在未見其利之前，可能就已先見其弊。

　由貶值刺激出口這種思維模式，就必須提到亞洲國家過去長期以來在經濟政策與經濟行為上的一個重大瓶頸，那就是從戰後以來，以出口帶動成長這個模式就已根深蒂固，因此拚成長就得拚出口，這是一種單向的選擇模式。過去十年裡，亞洲出口在ＧＤＰ裡所占比重由百分之卅七已增加到平均百分之四十七；而相對的則是消費所占比例在廿年裡則由百分之五十八降到百分之四十七。這是一種極不均衡的經濟狀態。過度強調出口，而疏忽了內需的量與質的提升，其實也是整個台灣社會在質地上相當粗糙的原因。

　其次，則是這種以出口為主的單向思維，近年來已集中在資本密集，以全球市占率為利基的電子產業。這種產業對就業的貢獻率極低，而在衰退時代，它的風險彈性也小，把精力全集中在這種產業，亞洲產業裡必須有高度工藝含量，高度服務品質含量，高度創意含量的部門遂全部都低度發展。今天全球需求銳減及資本密集產業供給過剩，台灣那些資本密集公司一季虧損就隨隨便便都是幾百個億；而其他產業的低度發展也使得台灣薪資所得在高低之間差距極大，由薪資的Ｍ型化，社會的Ｍ型化，全都是出口導向經濟思維的副產品。當一個社會的所得愈不公平，以內需來緩衝衰退的能力就會完全喪失。這也就是所謂的「雙衰退」──出口衰退的同時，內需也同樣比例的衰退。

　因此，出口導向的經濟思維，將精力集中在資本密集科技產業的思維，可能都已到了必須重估，並將經濟往更加工藝及科技含量，服務品質含量，創意與文化含量等方面加以調整，或許才是更均衡，也是出口與內需並重的新思維。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依靠美歐的進口而成長的時代業已結束，最近美歐經濟出現危機，希望亞洲的內需能對當前的衰退提供助益，但他們都發現到亞洲的體制，幾乎完全提供不了幫助。美歐對亞洲的出口導向經濟已愈來愈有意見，並主張亞洲應該有更均衡的經濟策略，這種見解其實是相當有建設性的。

　因此，處於這樣時刻，亞洲任何國家若因襲過去那種出口優先舊思維而有意啟起貶值這手段，已顯得更加不合時宜且被認為相當惡意。目前全球衰退，貶值手段邊際效益已減，它不會有作用，只徒然讓「最後一名的競賽」者，真的變成最後一名！（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在今日的爛環境中 尋找明日的好產業

在今日的爛環境中 尋找明日的好產業

* 2009-02-16
* 中國時報
* 【朱敬一】

　在金融海嘯的陰影之下，幾乎所有民眾、媒體都將焦點集中在因應各種危機；今天怕銀行倒閉、明天忙搶救失業。這樣兢兢業業的危機處理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在種種短期因應的努力之外，我們還是要花些精神展望未來，為海嘯過後的經濟情勢預做準備。馬總統二月十日表示，希望行政當局對台灣的未來產業多所構思，應該就是這個道理。

　未來產業 現在構思

　就台灣而言，我們過去將大部分精力放在資訊、電子產業，而且許多廠商是以代工外銷為主，幾乎是把許多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一旦歐美市場電子產品需求不佳，則台灣的出口就會大幅衰退，後果極為嚴重；這就是產業倚重太過極端的壞處。金融風暴的時候，其實是布局下一波台灣未來產業的最好時機；現在做好準備，五年十年之後台灣絕對又是一條好漢。

　五大方向 優勢關鍵

　台灣未來有哪些有潛力的未來產業呢？我不敢說自己涵蓋周全，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與研究，大概整理出幾個方向，分別是（一）生物科技、（二）文化觀光、（三）品牌農業、（四）太陽能發電、（五）國際醫療。以後有機會，我會大略描述這幾種產業的發展優勢與關鍵，一則帶起一些討論，再則也在不景氣期間給台灣人民提供一些正面的期待。今天，我們先來談最迷你的一塊：農業。

　我們先來看一個相當不起眼、與電子資訊業八竿子打不著的產品：花卉。台灣的花卉出口以蝴蝶蘭為最大宗，其出口金額在二○○八年僅八千多萬美元，算成台幣約廿七億左右，與電子產品動輒產值上兆，簡直只能算是芝麻。但是國家討論產業發展，不能只看現在的產值，有一系列其他的因素要考量。

　以蝴蝶蘭為例，有以下特點，值得在產業布局時予以考量。（一）蘭花常用在婚喪喜慶、會議演講的場地布置，在不景氣期間，婚喪活動還是要辦，故蘭花需求受景氣的衝擊不像電子產品那麼大。在二○○八年金融海嘯期間，台灣的蘭花出口甚至還有小幅成長。（二）台灣的蘭花品種名冠全球，利基紮實而明顯，國際競爭鮮有敵手。我們唯一要加油的只是下游的品牌行銷，其產業策略切入方向相對而言非常清楚。

　品牌農業 明日之星

　（三）雖然目前的蘭花產值不高，但如果能成功拿下若干競爭對手國（如荷蘭）的蘭花行銷地盤，再加上品牌加值的努力，這個產業上看數百億不成問題。如果其他幾種優勢台灣水果也能比照辦理，則千億產值也不是不可能。（四）蘭花種植是最本土、最能照顧台灣農民的產業之一，發展農業也是最能「根留台灣」的。（五）品牌農業的推動與馬蕭「小地主大佃農」的精神相合，行政當局會有積極配合的意願。總之，台灣的品牌農業絕對是一項重要的「未來產業」。

　但是，前述種種台灣的利基並非成功的保證。一個國家要到國際間與競爭對手國比拼，是需要相當的策略規畫的。一般而言，政府效率比企業差多了，但產業策略卻是由政府來規畫，這是個基本的矛盾。因此，思考台灣未來產業必須要回答幾個制式問題，就是：「為什麼這個發展方向私人企業做不到？」「為什麼政府加把勁就能做到？」「如何由政府做最少的介入，促使私人企業走對方向？」以後，我們會逐一加以分析。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保護主義是出口導向國家的警訊

保護主義是出口導向國家的警訊
【聯合報╱社論】

2009.02.15 03:20 am


全球金融動盪及經濟衰退方興未艾，這是一場近七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經濟巨變，因而在本質上它也是一次涉及「典範轉移」的結構重整；無論金融秩序、貿易秩序、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角色，以及全球化的進程，都將因此而面臨重組。今日的亂象，即是方向仍未明朗的重組前奏。

迎面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即是一個不容低估的警訊。由於美國七八七○億美元振興方案裡一度出現「購買美國貨」條款，已在美國國內及國際間鬧得沸沸揚揚；此外則是歐洲已有多個國家出現「經濟民族主義」興起的跡象，特別在外勞問題上大肆炒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已多次反反覆覆的在人民幣匯價上做文章，儘管此舉究竟是反中國貨的序幕，抑或是逼迫中國將外匯存底奉獻出來進一步加碼購買美國國債的施壓手段，仍未明朗。但是，由各國具保護主義傾向的動作頻頻，至少已可看出，隨著各國經濟的更加惡化，更多的國際貿易摩擦衝突未嘗不可能發生。

今日所謂的「自由貿易」，其實是長期發展所致。戰後自一九五一年成立「關貿總協」到一九九五年改制為「世界貿易組織」，全球由於美歐日等主要國家的生產漸旺，國民所得不斷提高及接近完全就業，這種客觀條件的改變遂使得各國願意為愈來愈自由的貿易付出代價。由於美國在戰後的貿易秩序裡一直是「最後的購買者」，因而「自由貿易」的發展與秩序，始終與美國國內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在「關貿總協」時代，美國主要採配額制和自動設限制，而將剩餘的需求開放。及至「世貿組織」時代，由於美國的雙赤字不斷擴大，金融服務無限擴張，過度消費造成的過度需求持續增加，再加上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為了滿足低收入者生活所需，更需要低價進口消費材；這些都是今日所謂「自由貿易」形成的條件。但由次貸風暴迄今，這個以債養債的「債務帝國」消費模式已告崩塌，非但「最後購買者」的角色無以為繼，依靠美國消費擴張而帶動出口擴張的其他國家，同樣也必須面對貿易機會大幅減少的挑戰。也就是說，過去貿易擴張的那個時代已逐漸成為過去；縱使景氣復甦，也不可能恢復到次貸風暴前的那個原樣。

因此，防衛性的「經濟民族主義」逐漸興起，並表現為各種形態的保護主義，遂成了勢所難免的走向。在國際貿易上，「保護主義」具有極大的修辭彈性，任何政治權力介入後所造成的競爭價格差異，嚴格而言，都可稱為「保護」；因此，無論企業紓困、補貼、貸款繳息優惠、外勞政策、限制招開國際標、匯率的干預，或出口退稅及租稅優惠，只要有心人肯做文章，無一不可扣上「保護主義」的帽子。而這些措施，目前沒有一國不在實施。這種亂局及其造成的摩擦，在往後一段時間裡，勢必成為國際貿易夥伴間必須探索的課題，其結論將是未來貿易新秩序的張本。不久前落幕的Ｇ廿峰會，在「聯合聲明」中，有鑑於此，即表明「二○○九年不希望有妨礙自由貿易的現象」。但這項聲明的目標已注定落空，或許今年四月倫敦的下一次Ｇ廿峰會才可能有進一步的澄清。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需求大擴張，如今已告暫停；這也意謂以出口導向為成長主要動力的新興經濟體，已必須面對形勢的改變而做出新的部署與調整。擴大內部的商品及服務需求，開發新的貿易市場，提升商品及服務的附加價值，特別是像歐洲一樣，提升中小企業水平等都是必要手段。貿易擴張時代的「量的革命」，已必須改變為緊縮時代「質的革命」。

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我們不預估大規模的貿易戰會出現，但各類摩擦則難避免。各國為了自救，這也是必然的過程。在這樣的時際，以出口導向為經濟主幹的台灣，必須深切思慮如何因應此一新情勢。

【2009/02/15 聯合報】

如果沒有經濟衰退……

如果沒有經濟衰退……
‧黃鐘慶 2009/02/12
我們反向思考這件事情，如果經濟持續擴張，沒有衰退、沒有泡沫將是什麼場景…
熊彼得：景氣循環和可有可無的扁桃腺不一樣，它像心臟的跳動，是這個器官重要的功能。

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統計，二戰以來的五十幾年，每經歷一次景氣循環，擴張期（Expansion）約57個月，衰退期（Contraction）10個月，相比二戰前一百年擴張與收縮期平均接近一比一的比例，足以說明近五十年來，自由開放經濟、政府穩定貨幣的經驗以及最重要的不斷創新能力，築起人類一段長期經濟成長的坦途，波克夏控股公司董事長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曾自嘲所幸出生於這個經濟擴張的世代。

如果20世紀後半段，人類做得最好的是能基於自利動機擁有選擇的自由，能選擇畢業後從事什麼工作，企業家自由決定進誰的貨，消費者基於自願需求選擇想要的商品及服務，那麼整體社會應該運作得更有效率，為何仍會發生經濟衰退呢？那其必要性又為何？

如果沒有經濟衰退……

我們反向思考這件事情，如果經濟持續擴張，沒有衰退、沒有泡沫將是什麼場景？我們把時間拉回至19世紀，在世人還認為馬匹是運輸最快的工具時，1804年全球第一台蒸氣火車頭在英國誕生，這時火車的應用顛覆交通工具本質的變化，速度不僅超越馬匹，在當時費用也只有馬匹的一半而已，光這點就足以引起經濟革命，不管採礦、貿易、交通，整個19世紀的商業榮景多少都跟鐵路沾上一點關係。好，如果沒有1857年的鐵路股泡沫化（後來造成18個月經濟衰退期），這場永不停歇的榮景，到21世紀的今天將是什麼面貌？由於大家很容易從股市賺到錢，過多貨幣追逐有限商品，我們可能有惡性通貨膨脹；所有年輕學子考上大學只唸股市學系和鐵路學系；家家戶戶內外佈滿了鐵軌，滿足人類所有移動需求；更重要的是，由於資金簇擁鐵路股，排擠了其他創新的可能，20世紀後的資訊革命便不可能出現了。人類歷史的進展如果沒有經濟衰退這種自我調節的力量，人類不僅無法反思自己，也無法創造更美好、多元的未來，那一切只會更糟而已，從宏觀的角度觀察，景氣循環不僅必要，而且這裡重點不在於頻率高或低，而在於必然會發生。

創造性毀滅是經濟持續發展的要角

把經濟衰退的必要性說明得最清楚就屬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了，他一本重要著作《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原創理念，強調「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而且特別的是經濟衰退環境能助長創新的發展，文中是這麼寫的：『衰退時期造成的狀態，一向是促成並可部分解釋繁榮的有利環境之ㄧ。大家都知道，衰退時通常有大量失業人口，原物料、機器、建築物等存貨，提供低於成本的生產，而且必然有超低的利率。』擁有新想法的企業家便能利用難得一見的有利環境，掌握未來市場機會。他接著提出日後十分著名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經濟衰退就像是汰弱換強的自然調節過程，破壞舊有結構，將生產資源釋出給新的或更有效率的企業家，能為我們整體社會創造更高的價值，如果沒有這種破壞過程，經濟無法大幅成長，甚至不會成長，因此熊彼得曾經形容景氣循環和可有可無的扁桃腺不一樣，它像心臟的跳動，是這個器官重要的功能。

走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尾端，我們可能正承受著二次大戰以來最長的一次經濟衰退，這絕對是一段極為難熬又掙扎的時間，政府的角色不僅應發揮社會救助者的功能，也應建立機會公平的遊戲規則，我們無可迴避的是，必須經歷短暫創造性破壞的痛苦，但唯有「破壞舊結構、創造新機會」才能帶領我們長期經濟繁榮昌盛，而我們無須過於悲觀，所幸二戰以後，人類這點表現得很好，我們仍然願意相信經濟擴張期遠大於收縮期的歷史實證事實。價值導向投資者則會獨立思考經濟衰退的本質，並自詡為熊彼得筆下那位「有新想法的企業家」，心情跳躍著準備在經濟收縮期所創造的有利環境下，尋找具有長期競爭優勢，持續發揮創新能力的好企業。

dmw1688：(補充我以下觀點)
1.非常同意您對政府的觀點，我不擅長研究政府行為，他們所要處理的事情複雜度遠高於投資本身（從政論節目台數多於投資節目便知），投資工作可以僅挑好球打，等待機會，但政府不管好壞球都被要求一一出擊，並非易事。

2.We need reality to be optimistic.就是因為現實環境上的困難，才能造就有利條件（不管係如同拍賣會的股價或經濟成本），重點是『誰』能掌握這些有利條件所創造的機會，以目前的嚴峻環境來說，那些過去長期累積自由現金流且擁有較高無形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 ex. brand to build consumer franchise）的企業，要遠比依賴銀行貸款且不斷得投入於低資本報酬率的有形資產者要好得多，因為前者擁有大量「自由資源」，正努力在艱困的環境中持續R&D或投入行銷以大幅超越同業競爭者。

3.我們無法要求每一家企業都因為經濟衰退而擁有創造性價值(如果每一家企業都成為好企業，我明天恐將失去工作），但極少數的成功者正努力利用「有利條件」掌握未來5年後的機會，今年股東會不妨詢問企業經營階層，他未來長期策略為何？若僅把焦點放在Quarterly或回答得支支吾吾，那就令人擔憂了，連船長都不知航向，要股東如何適從，最後得很遺憾將成為創造性破壞的犧牲者，當然另一端的訕笑者是早已做好準備的好企業(Long-term Economics)。

4.這是殘酷的時代，也是機會的時代。愛因斯坦說：「我們面對的重大問題，無法以問題發生時，相同層次的思維模式來解決。」或許這正是人類每次度過經濟衰退時，改變既有思維的創造能力。
‧發表者： dmw1688 2009/02/14 09:33:25
‧標題：optimistic but difficult
I agree with the author that the economic downturn may create opportunities because of cheaper labor and material costs. But the problem is when the consumers are cutting back on spending and no one knows how long the downturn may last, who would have or dare to spend more money for new goods or services, especially for those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whose CEO's must report earnings quarterly? During this time, only governments have the money to invest without suffering from the consequence of losing money. But unfortunately most governments don't have the entrepreneurship or vision to know what to do. So what we see is governments may seem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but most of the spending is wasted on non-incoming producing activities. Although it is good to be optimistic,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gnore the reality.

扁案應成台灣社會共同的反省

扁案應成台灣社會共同的反省

* 2008-12-17
* 中國時報
* 【蔡英文】

　貴報昨日社論〈民進黨如此面對扁案 歷史會記住〉，對於本黨處理陳前總統一案，多所指教。唯有些論點未能掌握民進黨處理本案的基本態度，亦未深刻理解台灣社會脆弱的體質以及民進黨人複雜的心理狀態，以致對本黨的批評有失公允。

　首先，國民黨半世紀的威權統治，已經形成一個政商界線模糊的生態。政府必須依賴企業界的支持，企業界也必須得到某些政策的保護，這就是「經濟掛帥」與「企業家優先」的不成文規則；另一方面，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以及大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也使企業界必須發展複雜的政商關係以求企業發展。台灣的政商關係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

　民進黨執政時期，雖然強調公平正義，弱勢者的保護，以及經濟結構的改造，不過，我們無法從五十年的體制與財經思考掙脫，政府與企業之間，仍然無法建立起一個合理的分際。在走向民主化的台灣，選舉中所需要的大量花費，使得政治人物不得不與企業家越走越近。這是台灣政治及民主的發展最大的悲哀。任何一個從政者，在現在的選舉文化下，最大的風險在於選舉財務；即便是擁有大量黨產的國民黨候選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再加上超過這個社會所能承載的相關政治獻金規範，更是政治人物的地雷區，而當司法選擇性的執法（不論是有意或無意）時，又衍生出司法不公或司法迫害的問題。

　台灣社會脆弱的體質的另一個面向是司法與政治的關係。在傳統的專制體制中，司法一直是臣服於君主之下，但面對人民，司法則是威權的。正義取決於執政者片面的態度，甚至於偏好，人權從來都不是司法審判中重要的因素。過去幾年，雖然法學界與司法界不斷訴求司法改革，但是，司法的公信力顯然不足。扁案的爭議，呈現出人民對於司法不放心或者不信任的疑慮，且因政治立場的差異，強化了這樣的傾向。

　第三，藍綠對立之中，政治精算成為一種必要的技術。久而久之，我們無法平心靜氣的檢討我們所共同面對的挑戰，在相互指責與攻防之間，我們耗盡了反省與改變的能量。在媒體推波助瀾之下，只剩下相互指責，論斷個別是非，而顯得紛亂而吵雜。而最大的是非卻是我們忘掉了我們對於台灣社會發展，我們的下一代的共同責任。

　扁案鮮明地反映了上述三個台灣社會最脆弱卻最頑存的一面。如果台灣社會陷入原地踏步的漩渦，民主政治將是台灣人民每四年一次痛苦的選擇。扁案當然有論斷個人是非的問題，不過它還有企業財團與政治、有司法人權與獨立、有藍綠對立、有感情與情緒，甚至有台灣社會分裂與團結的問題。非民進黨人也許很難體會，許多參加挺扁活動的群眾，並非全然出於愛扁，而是出自他們對於體制的不信賴，對於台灣前途及本土發展的憂慮，更是出於擔心台灣民主會走回威權。這個社會需要理解他們，如果一味否定與指責他們不辨是非，將造成社會對立與分裂。

　陳前總統面對本案的態度將會影響台灣社會反思的能量，我們期待他能為這個社會樹立典範。他必須省思他及他的家人的道德問題，也要勇敢面對司法。民進黨必須要為過去的領導人無法達到人民的期待而道歉，而現在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更要為五十年的威權體制所衍生的社會發展障礙，負起責任，積極改革。

　陳前總統是民進黨歷史一部份，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當民進黨說要概括承受，我們就會概括承受。不管正面與負面，這就是民進黨的過去。我們會冷靜而理性地承擔並彌補扁對民進黨甚至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傷害。概括承受是民進黨負責任的表現，概括承受是民進黨降低社會分裂，並且試圖突破種種歷史共業的嘗試，概括承受就是讓民進黨與整個台灣社會向前走的唯一方法。

　（作者為民主進步黨黨主席）

兩岸簽CECA的急迫性

兩岸簽CECA的急迫性

* 2009-02-11
* 中國時報
* 【杜震華】

　時論廣場二月八日登載洪財隆教授的大作〈兩岸洽簽CECA的玄機〉，提出洪教授對於兩岸簽署CECA（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的疑慮。洪文觀點代表部分國人（或稱「懷疑論者」）對這種協定的疑慮，應該加以重視。筆者在此回應，就教洪教授和各方專家。

　洪文表達了下列幾項觀點：其一、國內有人誇大「十加一」的效果、散播「十加三」即將上路的「假消息」。其二，認為兩岸簽署CECA就會獲得中國同意台灣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是一種「邏輯跳躍」，無法保證成功。「胡六點」提到「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亞太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可能只是放寬台灣參與APEC（亞太經合會議）的空間。其三，若只和對岸簽署CECA而無法和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將讓台灣「成為中國經濟附庸，產業更大規模外移中國」！

　洪文第一和第二項觀點筆者大致同意。國內的確有人經常高估「十加一」（東協加中國）對台灣的貿易衝擊效果，也有意無意地鋪陳「十加三」（東協加中、日、韓）即將運作的錯誤資訊，值得檢討和澄清。其次，和對岸簽署CECA的確無法保證台灣就可以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童騃式的樂觀可能會屢戰屢敗、一事無成。

　然而，雖說「東協加三」可能因為中、日間的宿怨而一時難以成形，「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卻已經在醞釀之中，三年兩載之後很有可能簽署。若韓國產品可以免關稅進入中國，對台灣的殺傷力絕對遠大於「十加一」，台灣自然不應輕忽。而要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早日推動兩岸間的CECA能夠儘快抵銷其對台灣的負面效果。由此觀之，台灣的時間壓力自然很大。

　其次，即使「東協加一」對台灣的「貿易效果」不大，但對台灣的「投資衝擊」卻影響甚巨，而且早已發生。筆者一位學生服務的台灣公司製造刷卡機，兩年前遷離台灣｜｜不是到對岸中國，而是到新加坡。新加坡？沒錯，是「新加坡」！乍聽之下筆者也難以置信，因為新加坡的工資和地價在亞洲都名列前茅。唯一可能的解釋原因，是在新加坡生產可以免關稅出口到其他東協國家和中國。如果這家企業的行為不是單一個案，則這種巨大的「投資效果」是目前「經濟模型」難以適當掌握的。

　這種貿易協定帶來的「投資效果」會有多大呢？筆者簡單舉幾個數據讓大家參考：從二○○二年（簽署「東協加一」那年）到二○○七年間，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累計總量提高了一二五％，東亞提高一六○％。在其中，台灣提高六二％，韓國提高九一％，新加坡提高八四％。依照洪文論點，和中國簽署CEPA，應該更早「成為中國經濟附庸，產業大規模外移中國」的香港，卻提高了二五二％！此外，泰國提高一二三％，馬來西亞提高一○四％，資源豐富的印尼更提高七三○％。台灣外資是東亞主要競爭對手中提高最少的，顯示台灣在「十加一」之後，早已被邊緣化了。

　貿易理論告訴我們，經貿正常化和整合化之後，雙方的「比較優勢」更會充分顯現。因此和中國經濟互賴之後，雙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都會獲得更大市場的助益，台灣勞力密集產業會往中國移動，但高科技產業卻同樣會獲得中國的投資、成長地更快，帶給台灣更多的產出。香港依賴中國、新加坡依賴東南亞，愛爾蘭依賴歐盟，都沒有萎縮，反而快速興起。

　最後，世界是平的，也是變動的；就算「胡六點」無法保證台灣在CECA之後就可以在國際上「暢行無阻」，但誠意、智慧和互利當然高於對立、爭鬥和僵持，「懷疑論者」小看了台灣影響中國的力量，套句俗話說：是在「唱衰台灣」！（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經濟組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召集人）

說真話做真事 找回正面價值

說真話做真事 找回正面價值

* 2009-02-09
* 中國時報
* 【陳長文】

　討好，以及因著想討好別人而不敢說出真話。這樣的現象，在重視「人情事故」的華人社會，似乎是個常態。這樣的現象構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因為當我們為了討好別人，而選擇靜默地看著不對的事情在身邊發生，就等於縱容不公義的事情傷害我們安身立命的社會家園。另一方面，這也是另一種對自我的壓抑與扭曲，久而久之，甚至乾脆放任自己被不公義的人或事所同化，使自己也成為傷害社會的負面力量。

　這樣的難處，在經濟低盪的時代，尤其對年輕的朋友來說，會特別凸顯。畢竟，在找工作相對變得困難的此時，如果討好別人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反過來說，不討好別人可能會失去一份工作時，年輕朋友到底該討好還是不討好呢？

　其實，我沒有把握的答案。最多只能說在討好與不討好之間，最基本的道德尺度仍然要拿捏好。對年輕的朋友我可能沒有好答案，但對和我相近世代、年長的朋友，我卻可以篤定的說，不管以前有沒有討好別人，從現在開始，說心裡想說的真話、做真正想做的正事吧。

　最近讀韓弟（Charles Handy）所著的《你拿什麼定義自己（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書中有句話很真切：「隨著年齡漸增，你希望討好的人越剩越少，因此，還不如按照自己的了解去說真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只花時間跟那些你看重的人相處。」這句話除讓一般人反思討好與做真我的區別，更適合那些在年紀上邁向人生的後半段，但卻正處在權力巔峰或傲人財富的政府官員與企業家們參考。

　在某方面，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資源與權力的人，是應該要感到欣慰的。並不是為了所擁有的而欣慰。而是擁有這些資源與權力，就等於擁有更大的機會，透過資源與權力，去做很多的改變，去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但遺憾的，這些寶貴的機會，卻時常在權力者的手中白白的流失。

　為什麼有些權力者不能好好把握難得的機會，去服務社會呢？這背後結構性的原因值得探討。

　看起來，擁有資源的權力者，他能做的事情很多、擁有的決定權也很大，興善或為惡好像只在一念之間。但往往，這些權力者最大的制約，其實是來自於他自己的行為慣性。

　大多數人是經過無數次淘汰與競爭而漸漸地擁有權力。而那每一次的競爭與淘汰，其實都像是一個性格的篩子，逐漸地篩除掉人的某部分性格。例如，太剛直而較不鄉愿妥協的人，可能會因為容易得罪人，而出現「逆淘汰」的現象。如果這是一種「性格淘汰」的類型，那麼，在性格的天平上，擁有權力的人就容易向鄉愿而不是敢言的方向傾斜。

　那麼，這是不是必然代表悲觀結果，也就是，權力者過去的性格慣性使得他擁有權力，而這樣的性格慣性，也將必然的限制他，使他無法作出與以往慣性不同的改變與革新？我認為未必，特別是對正處在權力巔峰的人，其實是存乎一心的。關鍵仍在於，權力者如何看待手中的權力，願不願意對自己有所要求並做出改變？

　說穿了，邁向權力巔峰的人，大多都已進入人生下半場。就算年輕時有所妥協、有所討好，也該收起了。在人生下半場中，應為自己心中的聲音而活，應該要說自己心中真正相信的話，應該要依照良知做真正該做的事。如果說，過去討好別人是為競逐權力。那麼，現在權力既已取得，討好的藉口不就也同時消失了嗎？

　最後，登上權力巔峰的年長朋友，如能放下討好與鄉愿慣性，依真我做真事，多引導社會向好的一面質變，那麼，年輕的朋友不但可得到更多的示範，也會因為社會有較好價值環境，而減少那迫於現實、違逆真我的無奈討好與鄉愿。登上權力巔峰的朋友，您以為呢？

兩岸需要怎麼樣的橋梁？

兩岸需要怎麼樣的橋梁？

* 2009-02-09
* 中國時報
* 【顧爾德】

　馬英九總統要求行政院在今年內完成金廈大橋的評估工作，「評估」是中性語言，但總統表達關切，暗示全案朝正方向推進。

　就地理與人文關係而言，金門、馬祖與中國沿海關係原本就比和台灣密切。解嚴後的金馬亟於發展經濟，與近在咫尺的福建發展經濟關係，成了金馬地方政府的希望，金廈大橋也被視為通往富裕的橋梁。

　就效果而言，金廈大橋必然是把金門更進一步推向福建沿海經濟圈，與大陸愈見統合，與台灣關係愈遠。就金門當地利益而言，台灣本島居民很難去否定金門人追求更好經濟發展的願望；就整體的兩岸關係而言，金廈大橋卻無法承載做為兩岸和平和解的橋梁。

　金廈大橋反映了兩岸關係二十年來的發展模式：以經濟利益驅動的交往。一直到現在，台灣執政者談兩岸關係時，也多強調以經濟合作優先。這種以經濟統合邁向政治統合的模式，有其物質基礎。不過，十多年來兩岸之間的政治歧異衝突未能化解，說明了兩岸除了經濟與政治兩個層面之外，還需要社會文化面的接觸。

　二十年來兩岸的經濟交往，整體而言對兩岸是互利的；不過，對兩岸各自內部而言，這種經濟利益的分配並不平均；台灣廠商外移，導致中南部經濟蕭條，這也是造成中南部多年來在政治光譜上一直是親綠而反中的重要因素。台商雖然提供了中國內地農民工大量就業機會，但是階級剝削、環境破壞等負面效果伴隨而生。

　當兩岸各自的經濟發展到今天的階段，經濟成長已不再是兩岸追求的唯一目標。社會公平、環境正義、民主自由，對台灣是很明確的價值；而對中國社會而言，也成了愈來愈重要的課題。假如兩岸不能在這些社會價值上有更多了解互動，甚至共同努力來確立這些價值，很難讓兩岸的和解交往有堅實的社會基礎。

　台灣人民對中國威權政府感到不安，對台灣民主社會自豪；同樣地，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人民不期待社會公平、環境正義、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在中國實現。如果兩岸民間不能把和平視為重要價值，又如何期待兩岸之間出現和平？這不代表台灣人可以用一種民主先進者的姿態去指導中國社會進步，或者把中國民主落後而作為不願和解交往的藉口，而是兩岸民間社會藉由分享普世價值，共同促進兩岸社會進步。這座價值的橋梁才是能維繫兩岸長久和平的支柱。

　台灣政府為了表達對中國的善意，對中國高壓政治的批判聲音愈來愈小。從西藏問題到○八憲章，台灣政府都刻意低調以對。台灣政府與人民，不應只把眼光放在經濟面向，更應該著眼於中國民間社會。如果台灣不能堅定的捍衛我們所自豪的價值，如何能獲得對岸人民的尊敬？中國社會對於馬英九的期待，不應止於一座金廈大橋，而是座民主自由跨海大橋的願景吧！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馬英九過去長期支持六四，我們期待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機，台灣能表現出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堅持。如果一味為了經濟利益，而軟化這些基本價值立場，不只會被對岸政府看輕、讓對岸人民失望，也是對台灣價值的莫大傷害。

應優先厚植軟體工業

中國時報 2009.02.07　
應優先厚植軟體工業
劉景秋

　眼見政府在火樹銀花般地發放八百多億的消費券之後，緊接著筆者見到所謂「春節前總統與各首長協商」後所宣布的拯救失業方案，竟然是要發放教育券（如今稱為教育訓練津貼）與增加千名研究助理，真教人坐立不安。

　其實，ＤＲＡＭ業絕對不值得用千億去救。回顧台灣的經濟發展史，六○年代紡織成衣業走下坡，我們設立電子加工出口區，改而全力發展電子業，今天紡織成衣業還存活。八○年代加工出口區盛況不再，我們設立新竹科學園區，才有今天的積體電路與電腦製造業。沒有千億救助，ＤＲＡＭ業一定還能像紡織成衣業與電子加工業般找到生機。

　這次國際全面性經濟大蕭條之所以如此嚴峻，除了美國金融體系崩潰外，還有一個信心危機的因素。對未來失去信心，使得資金流動凍結、消費銳減。這由各國儲蓄暴增可以見證。但信心固然是使經濟問題加劇的禍因，信心卻也是將危機變轉機的原動力。目前，國家作為最大的資源掌握者，確實是需要灌注資金以振奮人心，促進市場。但政府必須了解，絕大多數中產階級民眾需要的是生計，不是救濟！

　以現今公布的促進大專以上畢業生就業計畫與國科會千名研究助理計畫而言，都是少於一年的就業救濟方案。對於這種短視的救濟方案，試問有何重大正面效果？究竟有那些實質的研究計畫可供這些短期的研究助理作研究？不適用的研究助理如何處理？又如果這些短期的研究助理真作出研究成果，計畫結束後研究成果如何延續？

　再以原先號稱兩百億的教育訓練津貼來說，其本意是希望由「人才加值」與「提升產業競爭力」兩個角度出發，但仍不免有文憑主義的味道。如果只是要進修新技能，儘可買書自修、到課堂旁聽或是到技職培訓班，何須一紙大學學分證明？何況所謂「和台灣產業需求進行媒合」更是不知所云。去英文系上進修學位班算不算「和台灣產業需求進行媒合」，固然教育訓練津貼的真正目的是把大專失業人員拉回大學以減少社會動盪，但我們可以把錢用在更有用的地方。

　以兩百億經費為例，政府若將其用在軟體工業上，不但可以提出數萬就業機會，還可藉以建立一個強大的軟體大軍，塑造中華民國的軟實力。現今的資訊工業無時不刻都需要軟體，但我們的軟體能力亟待加強。以往的學測系統問題，乃至最近的出入境系統當機，都說明了我們許多的商業與政府資訊系統都需要改善。

　政府若能仿傚工研院的設立，或與民間合資在南北各區分別成立軟體研發中心和軟體測試中心（像是台北內湖軟體科學園區）。以一名軟體工程師平均約三萬五千元月薪來計算，加上各項硬體設備，兩百億經費可提供兩萬名軟體工程師兩年的工作機會。

　這兩萬名軟體工程師又可收回約十億元的稅收，再加上約五十億以上的周邊生活消費。這兩百億經費不僅可以在兩年內提供五到十萬人的生計，兩年後我們的政府資訊系統得到改善，更增添了萬名資深軟體工程師。許多大專失業人員本就多少具有資訊能力，只要再施以在職訓練，不必去修大學學分就可以轉換跑道。至於專業訓練也可為其他資訊公司像是ＩＢＭ或資策會增加工作機會。採購兩萬台電腦對我們的電腦製造業也不無助益。

　政府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如果不善加運用，把資源錯誤地用在沒有再生能量的事務上，只會債台高築，禍延子孫。筆者誠摯希望馬總統與相關部會首長，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失業者的思維，規畫出長遠有效，而又能提供百姓生計的國家整體方案。也請把地方政府可做的救濟部分交給地方政府去做吧！（作者為美國紐澤西肯恩大學電腦系助理教授）

我所看見的台灣─救失業，更要救台灣青年的未來

我所看見的台灣─救失業，更要救台灣青年的未來

* 2009-02-08
* 中國時報
* 【嚴長壽】

　去年十二月，全國失業率突破五％大關，大環境景氣持續低迷，全球性的蕭條，固然令人神傷，但是除了隱藏在失業數字背後的青年就業問題之外，青年人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情況卻更使人擔心。

　提到失業問題，不得不提醒讀者，去年五月立法院草草通過決議，將企業強制員工退休年齡由原來的六十歲提高到六十五歲，早已註定今日排擠青年就業的苦果。更諷刺的是，近幾年國內大學的大量擴充且缺乏退場機制的畸形發展，學校竟成了暫時減緩失業潮，協助學生逃避工作難找窘境的失業避難所。依現有的狀況，近年各校為了達到晉升科技大學的門檻，勉強設置許多無實用性且沒有實際市場需求的系所，結果硬是讓許多未必有能力在學術上發展，卻或許在專業技術上可以求得就業出路的年輕人，盲目地跟隨學校堆疊的學院階梯，由專科而二技，由學士而碩士，偏偏這一類學院遊戲充斥一大堆無效的學習，真正面臨就業的時候，卻毫無實戰能力。

　儘管頭頂碩士光環，卻年近三十才開始正式面對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原指望學歷可以加強未來工作的保障，實際上走出社會才發現所有的學習不但不是就業的優勢，相反地因為年齡長、經驗不足，高學歷卻反而成為求職的障礙，到時候我們可能造就出更多憤世嫉俗、沮喪困惑的年輕人。平心而論，如果正視台灣永續的競爭力，為了更強化下一代的國際與社會競爭力，及早讓青年離開學校，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回想四、五十年前的台灣，當時生活物質環境與先進的歐美有著懸殊的距離，但也因為如此，造就了兩條青年發展的軌跡。其一是前往國外發展，當時的旅外青年可說是沒有退路，非得拚命地在當地由打工生存，讓自己完全融入當地社會以求深耕發展。這一類人大多在台灣讀到大學畢業，對故鄉鄉土仍有著深度的情感，後來雖然部分定居他鄉，但也有許多在功成名就之後，最後決定回台報效故土，包括從李國鼎、趙耀東到張忠謀、林懷民、黃達夫…等各行各業，台灣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能看到這些基礎紮實、經驗豐富且在國外歷練出來的世界級人才，在故鄉的土地上，發光發熱。而另一條發展路線則是沒有出國機會，甚至連升學都是奢望的本土實務路線，無論是從基礎開始創業的王永慶，或是在台灣生根發展的施振榮…等，也都克勤克儉地在逆勢中尋求突破，最後造就出令人欽佩的成就。

　值此百業蕭條的時代，台灣的年輕人更必須努力地效法前輩，尋找並培養自己的優勢。同時筆者認為政府應當學習英國GAP YEAR的概念，讓青年有機會在國內甚至海外，到產業界或是到社會各基層以志工的身分學習，比之學校無用的學習，更可拓展視野、及早適應與社會共處的方式。就個人而言，開闊自己的視野，將被動的「待業」轉換成更積極的學習機會，都比讓自己坐困愁城、一步不動更有意義。

　我們當然期待這一波的不景氣能儘快好轉；我們當然也可以告訴年輕人，當下「不是此生最壞」；我們當然更期待青年們好好在這惡劣的局勢中，鍛鍊好功夫，以待天時來臨時大展身手。我們這一代應該認真而嚴肅面對的問題是：如果我們還看不出隱藏在全面性失業數字背後青年就業問題的結構因素與惡性循環的嚴重性；如果我們還看不出不當的教育體制是如何在拖遲、拉垮下一代的競爭優勢；如果我們還拿不出辦法來讓產業協助年輕人必要的就業訓練；如果我們還不能以國際視野與全球競爭作為未來各種政策或教育的發展目標…，可以預見的是，台灣的未來，將不只是舉債擴大內需以撐過這一波全球經濟危機而已，或許除了債留子孫以外，恐怕還會留下一整個不會還債也沒有能力還債的憤怒世代，這，絕不是我們所希望看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