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科技部

中國時報 2009.04.27　
台灣需要科技部
■陳耀昌

　近日新竹生醫園區的爭議，引起科技界高度關切。然而，既往矣，再去數過去政治角力、地盤爭奪，於事何補？我們應該去反省的是，是怎麼樣的一個決策與執行機制的不妥善，而造成這樣「七年一事無成」，全民皆輸的慘痛結果！如果沿循舊制，勢將再陷「利益爭奪」的覆轍。我們該亡羊補牢，以求創立新局。

　先檢討台灣科技重大政策執行缺失的本質。就以「新竹生醫園區」為例，執行者大多是「兼職」，而另有「本職」。因兼職而取得分配超豐富資源的權力，而且不太有具體的法律責任時，一定會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把大部分資源分配給自己的本職及自己的人馬，這是人性。如果上述權力取得的機制並非公開（所謂委託辦理）時，想當然，被排除在外的團隊，就會「聯合」起來杯葛，計畫執行因此受到阻力。在執行不順遂之下，往往執行團隊本身也易出現責任推諉或權益之爭。這時，決策上級眼看僵局難解，只好下決心做傷害控制，收回自理。忽又一日，政治環境丕變，朝野交替，於是豬羊變色，主客易位。就這樣惡性循環不已。

　感想一：職位權益與責任的不對等，就表示這個制度有問題。有問題的制度，面對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性，就造成今日生醫園區的殘局。我們不能怪人性，只能怪制度。所以應該由制度的改進做起。

　再檢討台灣重大科技政策的決策過程缺失的本質。台灣在這方面，一直是多頭馬車，有「行政院科技顧問室」、「總統府中央研究院」以及「行政院國科會」。而且，誰說了都算。

　在體制上，台灣科技政策的最高決策者，是「行政院科技顧問室」。既稱「顧問」，就表示有顧才問，少有行政責任。然而這些顧問卻擁有和責任非常不對等的最高決策權。也因為顧問們只是偶爾開一次會，並非專職從事政策思考與評估，所以台灣科技重大政策的形成總是很倉促，事前的評估常常很不足。

　「行政院科技顧問室」的制度是歷史沿革造成的。在蔣經國時代，「科技教父」李國鼎用了不少來自國外的專家，而以「行政院科技顧問」之名禮聘。後來台灣不再是強人時代，現在科技顧問也都是國人。到了李登輝時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成為當代的科技教父，院士的地位也水漲船高，科技出身的院士紛居要職，媒體就常出現中研院院長帶著國科會主委開記者會的畫面。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國科會」等同於「科技部」。然而目前的國科會，連各處處長都必須由各大學舉才借調，上任匆匆，任期有限，難以做高層次或長遠政策規劃。再加上體制上只是「委員會」，姿態一直很低。更令人擔心的是，少數決策者會置利益迴避原則於不顧，於是自己的領域專長就成了國家政策及重點發展方向，不太考慮台灣本身的優勢或弱點是否符合這樣的決策取向。這樣的決策，焉能不出現問題？

　感想二：「利益迴避」的基本道義原則，台灣許多公共事務決策者與執行者常常不把它當一回事。於是決策者思考方向偏頗，執行者各個瓜田李下，都不能令人心服口服。社會菁英不能做到「利益迴避」，台灣就不能稱為進步國家。

　我的看法是：台灣需要一個「科技部」，才能解決現行體制上決策階層「多頭馬車」以及執行階層幾乎無法迴避的「利害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的問題。台灣需要一個「科技部」，台灣的科技決策及管理執行才能建立「法治」，脫離「人治」，才能做到行政倫理明確、權責相符、政策具延續性，才能免於目前學術團隊為爭奪資源而合縱連橫搞對立的惡性循環。做法其實並不複雜：

　一、國科會晉升為「科技部」，部長總攬全國科技，並負全責。

　二、「行政院科技顧問室」改名「科技部顧問室」，不再有決策權。

　三、中研院專責提升台灣學術研究水準，原屬於國科會的學術研究撥款（funding）業務，由中研院來接手。

　四、中研院院長同時擔任總統的科技最高顧問；與行政院科技部的互動，則遵循府院的溝通機制。（作者為台大醫學院教授/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