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November 30, 2005

大陸經貿政策鬆綁才能挽救台灣經濟

2005.12.01  工商時報
大陸經貿政策鬆綁才能挽救台灣經濟
工商社論

本報昨日頭版,專題報導了選後兩岸經貿政策將分階段鬆綁的消息,並具體透露大陸觀光客來台、兩岸通航及貨運便捷化措施都可能在明年初落實。雖然陳水扁總統昨日又在競選造勢場合中表示,若泛藍在這次縣市長選舉中贏得過半,兩岸政策只會更緊縮。然而我們毋寧相信前者,因為我們認為政府應已理解,只有大幅開放及鬆綁兩岸經貿政策,台灣經濟才能獲致源源不絕活水挹注的道理,而願意採取開大門、走大路政策,讓國內經濟得以重新出發,工商企業及一般民眾經濟福祉得以提升。

對於我國必須配合國際化、自由化潮流,妥善利用兩岸經濟上互補、互利優勢,在兩岸經貿政策上採取開放、鼓勵態度,我們早已反覆再三陳述及主張。必須指出,隨著以下情勢的發展,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接受,而且速度愈快、幅度愈大愈好。
首先,民意明顯主張兩岸經貿政策應該採取開放態度。在本報的報導中,我們引述了官方的看法。依據陸委會日昨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高達七六%的受訪者贊成兩岸有條件直航,一二.九%的受訪者認為應該無條件開放直航;贊成無條件開放直航的數據,較前年八月攀升了一倍。除了政府部門的調查數據外,在國內頗具知名度及影響力的遠見雜誌,日昨亦公布了一項在台外商民意調查結果,也有同樣主張。依據遠見的調查結果顯示,外商認為應該開放兩岸直航的比率高達七八.三%,與前述國內民眾民調的結果若合符節,當然,也與在台歐洲、美國商會一再反映的意見類似。我們認為,本國民眾、工商企業家,以及外商都要求政府開放兩岸經貿政策,絕對不是偶然,一定有實際上的障礙及需要,政府不能忽略「頭家」們的期盼。

其次,國際潮流證實必須與大陸積極來往。歐、美、新加坡、日本外商像海水般湧向大陸投資,開展事業新顛峰的事例,每天在國際媒體上刊登報導,朝野應該都有印象,不勞我們贅言。但我們願意在此再舉與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最為激烈的南韓為例,說明前往大陸投資,以及與大陸經貿往來,其實是全球不可違逆的潮流,除非台灣有意採取鎖國政策自甘墮落,否則豈可放棄大陸市場與發展機會。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資料,迄今年十月止,台商近十四年來赴大陸投資累計高達四百五十三億美元,不過,南韓去年及今年赴大陸的投資金額,已超過我國,韓商未來有取代我國在大陸市場占有率的趨勢。投審會並提出警訊,大陸當地業者與台商,原本都向台灣進口原物料與半成品,但最近不少業者已轉向南韓採購,其中,尤其以電子產品的高階零組件最為普遍。南韓的在大陸部署,正是說明所有外商都想搭大陸在二○一七年成為全球經濟霸主的便車,而趁早在大陸布局。我們與大陸不但同文、同種,而且占盡地理便利,只為了意識形態的鎖國政策而眼睜睜看著競爭對手捷足先登,豈是聰明或實際做法?

再者,現實的發展朝野也必須重視。台灣對大陸享有鉅額貿易順差,國人應都有認識,事實上,前往大陸投資帶動貿易,正是其中關鍵,如果朝野認同台灣外貿立國、建國的理論及實際,豈可不重視開放對大陸投資以維繫推動兩岸貿易的根本。另一方面,台灣接單、大陸生產比率,從九二年七月的二三.九%,提高至超逾四○%,電子業轉單生產比率更高達七成五,都凸顯台商運作「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營運策略符合實際需要與國際潮流,政府何能抗拒?

最後,經由兩岸經貿的熱絡往來絕對有益正常化兩岸關係。對於兩岸因為政治歧見而陷入僵局,我們一再主張不要因而拖垮經濟,在此同時,我們更認為,經由更開放、更熱絡的經貿往來,兩岸才會有機會增加認識、建立互信,乃至回復正常互動及磋商。為了台灣的經濟前途,為了全民的福祉,開放、鬆綁大陸經貿政策,絕對是正確,且唯一的選擇。

內需難振 明年成長目標恐落空

經濟日報社論
內需難振 明年成長目標恐落空

行政院經建會本周一在該會委員會中通過明年經濟成長目標為4.5%,較行政院主計處日前預測的4.08%,高出0.42個百分點。經建會強調,達成上述目標,國外需求的貢獻僅占三成,主要靠擴大國內需求支撐七成,凸顯擴大內需為政府明年施政的主軸。但就當前國內政經情勢來看,明年4.5%經濟成長目標能否達成,頗令人質疑。

先看今年的經濟成長。行政院去年底院會通過的「94年國家建設計畫」,原以 5%為今年經濟成長目標,但到今年初謝長廷就任行政院長後不久,發現經濟情況不妙,與當初設定成長目標時差異甚大,遂責成吳榮義副院長,會同有關財經部會首長就七個方向,適時提出因應對策,力保今年經濟成長達到4.5%。待7月間行政院通過「七大振興措施」時,吳副院長指出是「保四」的配套措施,但謝揆卻強調今年經濟成長達到4%,只能說是「及格」,達到「4.5%」才是「滿分」。但到目前為止,所謂的「七大振興措施」,證明大多都是空包彈,完全不具效力;主計處估計今年經濟成長率只有3.8%,不僅「保四」破了功,不及格,與謝長廷院長期待的4.5%才是「滿分」和原訂5%的計畫目標,更有一大段距離。這對陳水扁總統在許多公開場合,一再宣示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4.0%以上沒有問題,不啻是當頭棒喝!

我們進一步就經建會為達成明年4.5%的經濟成長目標,而擴大內需所設定的民間投資成長4.79%與民間消費成長3.75%目標,能否達成,做更深入的分析。

行政院主計處11月估計,今年民間投資只成長3.0%,明年也只能提升到 3.6%;而經建會設定的明年民間投資成長目標,要較今年提高1.79個百分點,較主計處預測明年民間投資高出1.19個百分點,似有好高騖遠之嫌。以下將舉幾項重要數據來證實我們的看法。?預測民間投資常用的領先指標──進口機械設備,自今年7月以來即大幅衰退,7至10月萎縮17.6%;?廠商對未來景氣的看法,若看壞的多,未來投資勢必不振。經建會今年9、10月產業景氣調查結果,對未來三個月景氣預期轉好的分別只有12%與10%,較前年4月爆發 SARS疫情時的13%還要低;而持轉壞看法的,則自年初的10至14%,提高到22%及24%,超過看好者一倍左右,顯然廠商對未來景氣不看好;(3) 日昨經濟部長何美玥宣布,明年促進民間新增投資金額,僅較今年增加0.13%;(4)主計處10月間進行的民營製造業投資意向調查,今年增加11.3%,可是明年變為負成長21.6%。何美玥部長所寄望的半導體製造與LCD面板廠投資,依主計處調查,該兩產業投資高峰已過,明年投資將較今年緊縮13%與 25%;再加上高鐵及六輕的大量投資,均近尾聲。因此,明年民間投資增加率想超過今年,難矣!

至於民間消費,主計處估計今年增加3.05%,預測明年也僅能增加 3.06%,已是樂觀的看法。因代表經濟成長的GDP內,包括固定資本消耗及間接稅,都不是人民的所得,還要扣掉對外貿易條件的惡化損失,所剩下的按要素報酬計算的國民所得,才是人民真正入袋的所得,可作消費之用。如去年經濟成長率高達6.07%,但按要素計算的國民所得僅成長2.15%;今年估計經濟成長3.8%,國民所得成長只1%左右,能支撐消費成長的空間極為有限。而占全體就業人數60%的受雇員工,今年1至9月平均薪資才增加1.78%,可是同時期消費者物價上漲2.24%,受雇人員購買力已是負成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得成長緩慢,高消費群出走後,台灣民間消費過去五年還能有平均每年 2.5%的成長,主要是靠銀行對個人消費性融資大幅增加支撐的結果。如過去五年民間消費平均每年增加1,728億元,而金融機構對個人消費貸款(包括信用卡及現金卡放款)同時期平均每年增加貸款1,718億元,幾乎民間消費增加的金額全賴金融機構對個人消費貸款的增加支撐。而今信用卡及現金卡呆帳暴增,影響金融機構對個人消費貸款採取緊縮政策,對明年民間消費的成長,將產生嚴重的影響。故政府要將明年民間消費成長目標,較今年提高0.7個百分點,似乎希望不大。

雖有人預期,在本周六三合一選舉落幕後,政經情況會改善,投資消費會提升;但大家不要忘記,陳水扁總統曾誓言,要到各地辦萬場修憲座談會,勢將掀起軒然大波,挑起朝野持續鬥爭,政經社會如何能安寧?明年要達到經濟成長4.5%,真是難矣!

【2005/12/01 經濟日報】

Tuesday, November 29, 2005

開放教授從商 是何道理?

開放教授從商 是何道理?
2005/11/30
【民生報社評】

據報載,立法院正要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進行修改,修法的要點是開放教師兼職營利事業的限制。這樣做的理由,據稱是可以促進學校與產業的關係,充分利用學者的專長,造成所謂「產、官、學」大合作的局面。據說,修法之後,教授可以經營商業,擔任商業組織的董事,也可以借調為公司的董事長等,且借調期間,教師年資不受影響。若屬實,將大幅改變學院與商界間的關係。

這樣的修法方向,相信會鼓勵教授們走出象牙塔,更關心社會實務。但是,要改變已有長久傳統的制度,邁出第一步時務須注意毋造成不良的後果。教授原本就是非常自由的行業,每週上課十小時左右,每年有寒暑假四個月不上課,不太負責任的教授是很輕鬆自在的。這就是很多人謀求教職的原因。這些原應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如轉而從事營利事業,則教學反將成為副業;因為學校並沒有機制可繩範教師專注於研究與教學。

在現有的制度中,最應該開放的是對專業教育領域中教師的限制。有些學科,如企管、都市規劃、法學與建築學等,教授的教學能力與經驗直接相關,他們的教學亦與實務訓練分不開。如果教授全無實戰經驗,只能紙上談兵,教育效果是很有限的。在外國,有些專業學院,沒有實務經驗及證照是不可以擔任教授的。相形之下,我們現有的制度太僵硬了,嚴重降低了專業教育的成效。

可是,純學術方面,如文學院與理學院,並沒有開放的必要。研究學問、著書立說是他們的專業。現行制度中允許他們從事研究時可接受額外的經費補助,領取研究費。至於最受注目的科學研究成果,也可通過學校與企業的合作機制來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實在看不出准許他們出外兼差的理由。也看不出借調在營利事業擔任董事長與總經理,還要在大學退休時計算年資的理由。

我們擔心開放後的校園亂象,凡事慎於始,切勿草率!

.相關報導︰大專教師 將可到企業兼職

【2005/11/30 民生報】

udn校園博覽會 - 教育情報 - 文教新資訊 - 新聞分析》產學雙贏 輸了學生權益?

新聞分析》產學雙贏 輸了學生權益?
2005/11/25
【記者何明國】

為了提升國內產業水準,立法院昨天初審開大門,讓未來學界技術可以更容易移轉到產業界,也讓專科以上教師可以學商兩棲、遊走於學商。這項重大的變革,對於未來「校園生態」必有重大衝擊。

未來教師借調到企業,無次數限制,只要總時間不超過8年,而且借調的年資還可以併計教職年資。

亦即,教師借調到企業,一方面有勞退新制的退休金保障,一方面教職年資又照算,享有退撫金,等於是「一資兩採」,退休金兩頭領。

一位教授如果借調到企業8年,再回教職辦理退休,之後再進入企業界做到退休,退休金兩頭領估計可多領約80萬元。

「一資兩採」其實不符公平正義,不過對於專科以上老師而言是一大利多,隨時可以在學商兩界自由進出,教職年資不會中斷,全無風險和後顧之憂,試想有多少教授會躍躍欲試,到產業界闖一闖。

開放教授兼職、借調固然以「提升技術為名」,未來教授兼職或借調的領域未必就限於高科技;看到經濟部的科技專案補助都可以把大把銀子賞給旅行社和銀行等服務業了,未來教授調借或兼職開旅行社或到銀行上班不是不可能。

加以專任教師以技術作價取得的公司之股權比率不受限制,這對於象牙塔裡的教授把所學專精轉化成企業生產技術,將是很大的誘因。可以想像未來學商兩棲或遊走於學商兩界的現象將會非常熱絡。

但是,借調出去的教師還是占著一個缺,他的課程只能請兼課老師或由其他專任老師超時來分擔,這對於教育部極力提升專任老師與學生比的努力背道而馳。老師兼職、借調或許可以讓產學兩界雙贏,但只能找兼課、代課老師的教學品質和學生權益呢?

.相關報導︰大專教師 將可到企業兼職

【2005/11/25 聯合報】

大專教師 將可到企業兼職

大專教師 將可到企業兼職
2005/11/25
【記者何明國/台北報導】

大專校院教師大利多!立法院昨天初審通過,專科以上學校未兼行政職務的專任教師,可以到企業兼職,也可以留職停薪借調到企業,次數不限,總借調時間以8年為限。

教師留職停薪借調到企業期間,以現有規定,年資會中斷,以後年資得併計教職年資,最重大的影響是,教師因年資獲得保障,退休時較容易符合領取月退的年資門檻;若教師借調期間死亡,也可辦理教職員撫卹。另外教師以技術作價取得的股權比率將不受限制。

立法院法制委員會昨天初審通過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等3項修正草案,打破學校與企業的藩籬,讓教師可以學商兩棲、隨時轉換跑道,「權益全受保障」,無任何風險及後顧之憂。

昨天初審通過的重點包括:

●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的專任教師,得經學校同意,到營利事業兼職,或留職停薪借調到營利事業任專職,次數不限,但借調總年數不得超過8年。

●學校與營利事業間的技術移轉合約,專任教師以技術作價取得營利事業的股權,不受公務員服務法投資比率不得超過10%的限制。

教育部人事處長朱楠賢舉例說,假設一家公司股本1000萬元,某老師有項專利市價300萬元,現在這位老師若以技術作價,最多只能獲得100萬元(10%)股權,但以後可以取得300萬元股權,公司、老師都願意,技術移轉就容易進行。

●教師回任教職3個月內,得申請補繳留職停薪期間的退撫基金費用,就可併計任職年資。

●教師留職停薪期間死亡者,得由遺族補繳退撫基金費用後,併計辦理撫卹。

教育部長杜正勝表示,台灣具博士學位的專業人力資源,約80%在各大專院校,而台灣產業界多達98%是中小企業,營運成本低,難以投入太多人力、物力資源在研發領域,必須推動產學合作,。

.相關報導︰新聞分析》產學雙贏 輸了學生權益?

【2005/11/25 聯合報】

Thursday, November 24, 2005

大砍科專預算的是與非

經濟日報社論
大砍科專預算的是與非

95年度經濟部的科技專業預算,被立委質疑缺乏績效而大砍55億元,幅度高達原編預算數的27%,不但金額倒退到五年前的水準,使行政院長謝長廷宣示每年研發經費成長10%的政策落空,陳水扁總統93年大選政見「於95年底全國研究與發展(R&D)經費占GDP達3%」的目標,也將難以達成。立法院多次大刪科專預算之舉,固然會影響研發品質,衝擊整體產業發展,然而科專計畫預算執行績效不夠具體,亦難辭其咎,同時亦凸顯出政府協助科技發展所面對的問題。

政府介入科學技術發展,在經濟學理上固有其立論基礎;基於研究發展具有公共財或外部利益性質,全憑民間求利動機及市場機能引導,往往會做的太少,致難滿足社會發展之需要,而產生「市場失靈」的現象,需要政府透過財政收支工具來協助。但大體而言,研究發展可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三大類:基礎研究具公共財性質,多透過政府直接編列預算方式,委由各大學或中央研究院來執行;應用研究由於其外部利益相當大,故政府經由科技專業計畫及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辦法,全部或部分補助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大學及產業界進行研發;至於與市場商業化接近的開發研究工作,外部利益相對較小,且已有營利行為,故可透過研發投資租稅抵減來獎勵。

其實,無論是政府直接編預算補助,或是經由隱藏性稅式支出獎勵,均是全體納稅人付錢,必須將錢用在刀口上。然而基於市場失靈而任由政府介入,卻極可能產生更嚴重的政府失靈現象;例如官僚體系普遍存在好逸惡勞心態,未能建立及落實良好管考制度,招標過程徇私圖利以致弊端叢生,乃至過度不當管制影響創新活力等,必須在制度上予以監督。立委站在幫人民看緊荷包的立場,要求研發補助發揮績效,以局部矯正「政府失靈」問題,自然責無旁貸。

然而科技發展本質上具有持續性、風險性,經費須具穩定性,以免大起大落而影響知識及人力資本累積。立法院將科專計畫預算統刪27%,此種「齊頭式假平等」,極可能迫使一些具前瞻性、延續性的計畫中斷,影響整體研究成果與品質,造成資源浪費現象,頗可質疑。立委亦主張以技術作價、技術出售、服務收入等成果繳庫率,作為決定預算刪減幅度的單一指標,但因許多外部利益未計入其內,其實並不完整與妥適。因此,建立更完整的科專計畫評估機制,以及具「效率」與「公平」的分配預算程序,的確令人期待。同時,有些企業一方面享有業界科專計畫補助,一方面又享用研發租稅投資抵減,是否有重複獎勵及補貼而影響資源分配的效率性與公平性,理應建立機制來檢視。

科專計畫的成本效益一直是令人關心的課題,尤在知識經濟及創新導向時代為然。以往以發表論文篇數、研究報告篇數、專利取得數、技術移轉廠商數、工業服務案件數等指標來管窺績效,實難令人滿意。行政部門為了爭取預算,除了要落實「零基預算」精神,重新檢討新興或延續性計畫,按其技術可行性及預期效益等排列優先排序,據以分配資源外,更應建立具體、完整、透明化的評估機制與模式。換言之,未來必須針對專利權、新產品開發、衍生公司成立、人才培育、產業技術升級、生產力提升,以及對政府財政的回饋等,建立具體績效指標,透過成本效益評估,以呈現具整合性的淨效益貨幣價值或社會投資報酬率;無法量化的無形效益也應具體說明。至於那些人獲利,也應有所交代,以期符合公平正義。

此外,執科專經費牛耳的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30多年以來,從研發成果的專利表現,技術授權到對業界服務等,在台灣科技發展上的貢獻不容置疑,與國際同類型機構相比並不遜色;然而納稅人有權利要問,工研院歷年來享用數千億元的科專經費,其具體經濟效益何在?是否能夠告訴納稅人一個完整具體的評估數字,我們拭目以待。

【2005/11/25 經濟日報】

Tuesday, November 22, 2005

前300大廠 研發經費負成長

2005.11.15  中國時報
前300大廠 研發經費負成長
陳一姍/台北報導

經濟部技術處2006年科專預算上周遭立法院大砍,政府研發預算倒退回五年前水準。在民間,台經院甫完成研究顯示,以研發強度為指標,台灣前三百大廠商研發強度2004年只有2.57%,遠低於全球研發1000大的4.2%,還比前年負成長0.33個百分點。二線廠商是衰退最多的族群。

邁向知識經濟,研發、設計、行銷成為產業升級的關鍵,但台經院剛剛完成的「台灣企業研發與創新投資動向」報告,卻露警訊。台經院研究三所所長林欣吾,以研發投資金額成長率、研發強度兩項指標,分析台灣與全球研發大企業的差距。「研發強度」是指研發經費除以營收,代表企業投入研發的能力,也代表企業未來生存的實力。強度高,表示生意做的大的同時,廠商不忘研發,為未來儲備糧草。否則,就有可能走向空心發展,即使當年營收創新高,卻無以為繼。
從研發投資金額成長率來看,林欣吾指出,投入研發經費最多的全球前一千大企業去年總支出高達3840億美元,過去兩年平均成長率11%。而台灣研發三百大去年總支出新台幣1724億元,年成長率11.46%,與國際水準差距不大。

不過,全球一千大企業中。台灣廠商只有二十家,韓國有四十家,而且排名都在台灣前面。

中型的資訊電子代工廠商是令人憂心的族群。相較於一線大廠研發金額成長率13%,二線廠商正長率卻只有0.8%。林欣吾分析,是因為產業越來越成熟,贏家通吃的時代,這些二線廠的生存不斷被擠壓。這個族群營業利益率5.53%,也的確遠低於其餘族群。另外,與其餘國家,資訊通訊業通常是投入最多研發經費相比,台灣此產業成長率11.2%,反而低於平均11.5%。

最令人警惕的是研發強度指標,林欣吾指出,過去五年全球研發一千大研發強度4.2%,均維持在穩定水準。台灣研發三百大強度卻只有2.57%,去年還負成長0.33個百分點。「這顯示台灣廠商努力還不夠,」林欣吾分析。

努力最不夠的是電子系統業,也就是生產筆記型電腦等,訂單動輒千億的資訊大廠。去年電子系統業研發強度只有1.29%,遠低於平均。研發強度最高的是半導體業6.21%,不過也比前年8.03%下降。

Wednesday, November 16, 2005

企業投資大陸 別怕

2005.11.16  中國時報
企業投資大陸 別怕
康榮寶

瑞智董事長陳盛沺登報,批評依照淨值訂定企業投資大陸上限,是一項惡法;多年來,台商回台上市、國際板、企業外移多少都與這項限制有關。其實如果企業在「適當遊戲規則」下,台商的資金會自動回流,產生兩岸良性循環的結果。因此,台灣政府要真正地正視企業的需求,鼓勵台灣企業赴大陸投資,可以直接延伸台灣經濟實力。

翻開台商投資大陸史,台商不過在追求大陸的製造優勢與市場,並沒有忘了台灣。政府對企業投資大陸的限制,並沒有阻止台商往大陸發展;經鼓勵的南向政策,也沒有激起台商的熱情。我常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台灣政府這麼鼓勵南向政策,多少南向的台商係登記以台灣公司的名義投資?一○%都不到。
透過企業投資大陸的限制,不但無法阻止產業或企業西移,更讓台灣經濟的根逐漸流失,甚至有空洞化的疑慮。經發會後政策曾經誓言:對大陸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可是,目前企業投資大陸的限制並未作任何改變,管理反而嚴厲。按企業投資大陸的投資上限,不得超過淨值四○ %(五十億元以內者)、三○%(五十億至一百億元之間)、二○%(一百億元以上者)的限制。

其實,法規限制企業投資大陸的規定過度簡化,採齊頭式平等,當然會有些企業感到不滿,不平則規避或逃避。單只看上市/櫃公司規避這項規定的方法,就可略知一二。

瑞智就是一例,在這個「惡法」下,利用「基金」投資無特定對象的特性,企圖規避審查;洪氏英透過免稅天堂,將資金貸予大股東,並以大股東名義投資大陸,爆發地雷後,投資者與債權人追訴無門。許多上市/櫃公司也可能利用「租賃」支付租金的方式,「投資」大陸固定資產,規避大陸投資的計算,致租賃公司大行其道。

政府希望企業能夠利用在海外募得的資金投資大陸,減少對台灣資金市場的影響,致上市/櫃公司在台灣境內募集資金完全不得投資大陸;在海外募集資金,最高可投資大陸四○%。難怪上市/櫃公司喜歡透過ECB(可轉換公司債)或GDR(全球存託憑證)在海外募集資金,每年所募集資金量已遠超過上市/櫃公司在台灣本土所募集的資金量。其實,ECB、GDR也緩不濟急,有些台商乾脆排隊在香港或大陸等待上市;或者,像鴻海的富士康、廣達的晶門、成霖,將大陸轉投資事業分拆在香港或大陸上市,完全消除台灣對大陸投資的限制。

只有企業本身才真正了解投資大陸的需求,及其時間性的重要。因此,政府應當讓企業自行評估,擬投資大陸的數額與時點,不要預設立場。主管機關只需要關心,企業投資大陸時,將「如何保障台灣債權人與股東的基本權益?如何保障台灣的經濟利益?」所以,讓企業提出「企業投資大陸計畫書」,置於主管機關核備。

計畫書中除了說明企業投資大陸的成本效益預估外,也應相對提出,將如何保障投資者、債權人、台灣經濟等議題。之後,如果企業未根據這項計畫實施,任何利害相關人,像投資者,都可以執行對企業最嚴苛的懲罰行動,例如,立即全面抽銀根、民刑事入罪等。然而,這個機制要完備,政府也配套設計「企業大陸投資資訊透明化原則」。

目前證券相關法規確實也存在與企業轉投資大陸有關的資訊揭露原則,可是,「半年報、年報採合併報表;月營收、季報採母公司為主體」的資訊基礎不一致現象,就讓投資者無法相信上市/櫃公司所報導,大陸轉投資事業的營運成果。資訊透明化配套,是成功實行企業自行設計投資大陸計畫書的必要條件。

筆者建議,在「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原則下,應由企業自行申報、自有管理投資大陸,在資訊透明化原則下,只要企業能夠有效顧及台灣經濟、債權人、股東權益,企業不但可以放心地到大陸投資,台灣也因此可以得到大陸經濟成長,及與台灣經濟互補的成果。(作者為政治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Thursday, November 03, 2005

Tired of globalisation

跟我們的研究沒直接關係,純粹是供參考的文章,maybe.... foresight的部分可以參考。

Nov 3rd 2005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But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openness are needed more than ever

FREDERIC BASTIAT, who was that rarest of creatures, a French free-market economist, wrote to this newspaper in 1846 to express a noble and romantic hope: “May all the nations soon throw down the barriers which separate them.” Those words were echoed 125 years later by the call of John Lennon, who was not an economist but a rather successful global capitalist, to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As he said in his 1971 song, it isn't hard to do. But despite the spectacular rise in living standards that has occurred as barriers between nations have fallen, and despite the resulting escape from poverty b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ose places that have joined the world economy, it is still hard to convince publics and politicians of the merits of openness. Now, once again, a queue is forming to denounce openness—ie, globalisation. It is putting at risk the next big advance in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the next big reduction in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ashington, DC, home of a fabled “consensus” about poor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ies, a bill before Congress devised by one of New York's senators, Charles Schumer, threatens a 27.5% tariff on imports from China if that country does not revalue its currency by an equivalent amount. In Mr Schumer's view, presumably, far too many Chinese peasants are escaping poverty. On November 4th George Bush will escape the febrile atmosphere along Pennsylvania Avenue by visiting Argentina to attend the 34-country Summit of the Americas. There he will be greeted by a rally against “imperialism”, by which is meant him personally, the Iraq war and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which he espouses. Among the hoped-for 50,000 demonstrators will be Diego Maradona, who as a footballer became rich through the game's global market and as a cocaine-addict was dependent on barrier-bus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naturally his fellow-summiteer, Hugo Chávez, who is using trade in high-priced oil to finance his “21st-century socialism” in Venezuela.


All, perhaps, the normal fun of a Latin American visit. Last week's Latinobarómetro opinion poll revealed that whatever the protesters may say, a clear majority in all the region's countries favour a market economy rather than a closed, state-directed one—even in Venezuela (see article). This is, however, a difficult moment for the market economy and for relations between rich countries and poorer ones, for the Doha round of trade-liberalisation talks und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are in trouble. When it began in 2001, the round was billed as a big effort to boost growth in poor countries, and the lowering of barriers to food trade was placed at its centre. In the past few weeks, however, a fairly bold American proposal for reducing its farm protection has been greeted by a much weaker respons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one at all from Japan. And ministers from Bastiat's own country, France, have vied with one another to denounce all talk of further reform to the EU's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Europe must, they say, remain an “agricultural power”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taxpayer and the poor, and, according to President Jacques Chirac, must fight back “liberalism”. Whatever happened to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The world will find out, to some extent, next month when ministers from the 148 countries in the WTO meet in Hong Kong. The last time they gathered for such a crucial meeting was in September 2003 in Cancún, and the result was a shambles. There was a bitter row between rich countries and poor ones, and the meeting broke up in acrimony. At that stage, however, there was still plenty of time to repair the damage. For in effect the deadline for the Doha round comes in June 2007, when the trade-negotiating authority granted by Congress to President Bush expires. But, although that leaves more than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Hong Kong, the complexity of a negotiation involving 148 countries and scores of highly technical issues means that the deal really needs to be done during 2006, with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for it set early on—which essentially means in Hong Kong.

The case for selfish generosity
Trade-liberalisation rounds are arcane affairs about which free-traders are often thought to cry wolf. The previous talks, known as the Uruguay round, went through lots of brinkmanship and delays before they were completed. The result was still disappointing in many ways, especiall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yet since the round's completion in 1993 the world economy has grown lustily and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have all burst on to the global trading scene. Would the world really be hurt if the EU merely refuses to expose its farmers to more competition?

The likeliest outcome both from the Hong Kong meeting and the eventual Doha agreement is a compromise—as always. The European position is feeble but not risible, for it has offered an overall average cut in its farm tariffs of 39%, up from 25% only a month ago, though with rather a lot of loopholes that could severely limit the benefits. France, and other European farm protectionists, may prove more flexible than they currently imply: this is hardly the first time they have promised to man the barricades shortly before striking a deal. Yet though some sort of fudge in Hong Kong must be likely, with the Americans lowering their ambition and the Europeans raising theirs a little, such an outcome would still represent both a missed opportunity and a risk.

The missed opportunity is that Doha has offered the first proper chance to involv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rade negotiations—they now make up two-thirds of the WTO members—but also thereby to use a full exchang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nd service liberalisations to make a big advance in free trade that could benefit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Some of that progress may still be made, even in a fudged deal: Brazil, for example, stands to benefit hugely from freer trade in agriculture (see article), so it should be willing to promote other concessions in return. India is reluctant to cut its own farm tariffs but has a big interest in liberalising trade in services, wanting more freedom in everything from finance to health care to entertainment. But if the rich world could gird itself to be more ambitious on agriculture the gains would be even greater: help for the poorest countries, making the rich look generous; better access to the biggest and richest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western companies; and a rise in global income in a decade's time of $300 billion a year (says the World Bank), which would thus help everyone.

The risk is that failure to agree on a new wave of openness during a period (the past two years) in which the world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 at its fastest for three decades, with more countries sharing in that growth than ever before, will set a sour political note for what may well be tougher times ahead. A turn away from trade liberalisation just ahead of an American recession, say, or a Chinese economic slowdown, could open up a chance not just for a slowdown in progress but for a rollback. Currently, for example, the Schumer bill to put a penal tariff on Chinese goods looks unlikely to pass. If American unemployment were rising and world trade talks had turned acrimonious, that might change. So might the political wind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f so, that would be a tragedy for the whole world. Although the case for reducing poverty by sending more aid to the poorest countries has some merit,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South Korea, Chile and India shows that the much better and more powerful way to deal with poverty is to use the solution that worked in the past in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open, trading economies, exploiting the full infrastructure of capitalism (including financial services—see our survey on microfinance) amid a rule of law provided by government. In other words, globalisation. To paraphrase Samuel Johnson, anyone who is tired of that is tired of life.

美國消費支出停滯將危及全球經濟

From WSJ 只是純供參考

美國消費者受傷了。而他們曾是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後全球經濟的主要增長動力。

不錯﹐由於近期美國股市的上揚﹐一些樂觀的看法又重新浮現。但儘管許多理財經理、投資策略師和經濟學家還未預計消費者的支出最終將枯竭﹐他們也警告說﹐投資者必須瞭解﹐如果在歐洲和亞洲的國內需求回升前﹐美國消費者的支出出現停滯將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沖擊。

法國興業證券(SG Securities)首席全球策略師Bijal Shah稱﹐消費類公司將受到經濟增長方面不利消息的打擊﹐而同時又得不到債券收益率下降的好處。因此﹐除非失業率上升促使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再次開始下調利率﹐否則不要涉足面向美國消費者的企業﹐如全球汽車和電器製造商﹐以及美國的零售企業和銀行。

BMO Nesbitt Burns的高級經濟學家邁克爾•格利高里(Michael Gregory)說﹐美國人的負債已處於相當高的水平:債務服務成本已達到佔可支配收入13.6%的創紀錄水平。他還說﹐能源成本可能在今年冬季創下新高。

美國的消費者還會受到利率和債券收益率上升﹐個人破產法更加嚴格、信用卡最低還款額上調以及房屋價格如果下降可能帶來財富損失的沖擊。

因此﹐消費者信心正在下降──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上週公佈10月份消費者信心下降至13年來的低點﹐消費者的支出步伐也正在放緩。與此同時﹐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的受管理員工──Shah稱佔勞動力的80%──的工資自1998年以來一直持平。

BCA Research的首席全球策略師Chen Zhao指出﹐利率上升已經大大抑制了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國內支出。他說﹐美國經濟也可能步其後塵﹐但沖擊會更大。

Chen說﹐美國一直充當了全球其它地區買單人的角色﹐它的過度消費抵消了亞洲地區的過度生產。美國經濟放緩產生的影響必將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區。

自2002年初以來﹐美國的個人消費平均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71%。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在最近的報告中寫道﹐這在現代歷史上的任何主要經濟體中都是一個紀錄。這一比例高於歐洲的58%、日本的55%和中國的42%。

那麼﹐如果美國消費者的支出停滯﹐會有什麼後果呢?Morley Fund Management的高級基金經理薩麗•麥克唐納德(Sally Macdonald)說﹐如果消費者支出突然大幅收縮﹐全球所有股市都可能會暴跌。而如果放緩的時間拉長﹐隨著海外投資者變現資金、匯回國內市場﹐亞太市場將最先受到沖擊。

Gartmore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分析師埃德•華萊士(Ed Wallace)說﹐嚴重依賴於美國需求的亞洲消費電子產品和汽車行業將會有直接感受。同樣還有亞洲便攜式音樂播放器和打印機的生產商﹐他們分別在同蘋果電腦(Apple Computer)和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進行激烈競爭。華萊士說﹐美國消費者支出的放緩將使他們雪上加霜。

里昂證券亞太市場(CLSA Asia-Pacific Markets)的首席策略師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說﹐就國家而言﹐中國受美國消費者支出放緩的打擊將比亞洲其他經濟體更為嚴重。他說﹐中國同美國經濟的聯繫從未象今天這樣緊密。

高盛(Goldman Sachs)的策略師列出了50家從北美獲得其22%以上銷售額的歐洲公司。建築、金融、汽車、汽車相關類公司以及化工企業受美國消費者的影響最大﹐這些策略師說﹐製藥、醫療、航天、採礦和科技類企業對消費者的敏感程度不高。

從夏季的高點算起﹐名單中這些公司的表現要比受消費者影響不大或沒有受到影響的公司總體弱5個百分點。高盛歐洲股市策略師薩倫•貝爾(Sharon Bell)說﹐最容易受到拋盤沖擊的股票是那些表現還沒有較大盤落後5個百分點或5個百分點以上的股票。這其中包括雀巢公司(Nestle SA)、英國Rank Group、英國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荷蘭保險公司Aegon、英國飲料公司Diageo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Tuesday, November 01, 2005

這廂活跳跳 那廂亂烘烘

2005.11.02  中國時報
這廂活跳跳 那廂亂烘烘
蔡仁榮/高雄市(高中教師)

當弊案疑雲碰上選舉口水,教民眾不沮喪厭倦也難。幸好在這黑暗氛圍中,民間充沛潛能、傲人成績,讓台灣競爭力不致在紛擾局勢中消耗殆盡!

從四清大研究生所參與研發克流感疫苗、台科大師生共同創作的3D動畫「立體悲劇」在國際展中擊敗「星際大戰」、「馬達加斯加」等片掄元,到地球物理學毛河光博士「讓牛糞變鑽石」等傲人成就,無論是獨步全球的醫學技術,或是歎為觀止的3C產業,還是顛覆人類價值觀的「鑽石成長術」,民間活力一次次「創舉」,讓世人驚歎:台灣的基層活力,偉哉!
事實上,近年來即便統獨爭議不斷、政經擾攘不安,但民間活力始終在科技、人文、藝術、宗教乃至娛樂等方面扮演止住信心崩盤,引領向前(上)的力量。國人在歷經一連串政經不安後驚覺:原來,台灣可以透過生物科技、創意智慧、運動競技等擦亮台灣的招牌,未必得靠喧囂的「烽火外交」;原來,人們可以在民間無窮的活力中找到宣洩出口,未必得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氛圍中嘶吼吶喊;原來,撇開政治立場的殊異,可以凝聚共識、化敵為友、相擁而泣的感動,不在廟堂之上,而在你我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