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少的好處

人少的好處
文/iThome (記者) 2008-03-25

人口的成長趨緩、乃至於減少，一向都被視為是一個「問題」。我們眼前可見的、最常被提出來討論的問題包括：人力不足，將導致經濟成長趨緩、高齡化社會，將導致年輕人的負擔加重、新生兒減少，各級學校普遍產能過剩等。但是，人口減少真的有那麼糟嗎？我倒覺得未必盡然。

臺灣人口的總生育率在近幾年持續創下新低，2007年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子女數只剩1.1人，幾乎是全球最低的數字。新生兒人數只有二十萬四千四百多人，比起十年前的三十二萬六千人，足足減少十二多萬人。新生人口減少，連帶也使得臺灣高齡人口比率攀高，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提升至10.2%。此外，在臺灣出生的嬰兒，每9.8人就有1位是外籍配偶家庭子女。

人口的成長趨緩、乃至於減少，一向都被視為是一個「問題」。我們眼前可見的、最常被提出來討論的問題包括：

●人力不足，將導致經濟成長趨緩。一家外資金融機構的研究部主管就認為，臺灣的人口結構極差──「低成長、高齡化、流動率低」，這樣的結構所導致的勞動力與消費力不足，未來有可能使臺灣的GDP增長率只剩2%至3%。

●高齡化社會，將導致年輕人的負擔加重。在1976年，臺灣高於65歲的人口只占4%，二十年來提升了1.5倍，這也意味著每一位工作中的年輕人必須扶養的老年人數大幅提高。

●新生兒減少，各級學校普遍產能過剩。人口減少，各方面的需求會呈等比例的降低其實是必然的結果。學校收不到學生，其實只是其中一個環節問題，婦產科、補習班、嬰幼兒用品廠商等莫不如此，學校招生不足的問題之所以一再被凸顯，反映的其實是學校的應變能力速度，要比一般組織來得有限而緩慢。

但是，人口減少真的有那麼糟嗎？我倒覺得未必盡然。我們之所以覺得人口減少會是「問題」乃至於「災難」，說穿了，這仍舊是「一切唯經濟成長是問」的思維邏輯下的產物。如果我們退一步來設想，就會發現人口減少的好處著實也相當不少。

人少了，競爭也就少了。現在都會地區的年輕人辛苦工作數十年，也未必買得起房子。但在可見的未來，以臺灣的自有住宅率之高（九成上下），在人口趨減的情況下，住者有其屋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人少了，資源的消耗也就少了。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1798年提出的「人口論」指出，「人口增長的速度必然快過食物供給，因此某種災難性的人口抑制手段將無可避免」，此言論一度被批評得一文不值，但在當下的時空環境之下來看，卻又未必那麼不堪。過去數十年來，我們相信技術的進步必然可以克服地球資源短缺的問題，然而，只有到了石油、鋼筋與雞蛋價格都飛漲的今天，我們才真正醒悟到科技並非萬能、成長並非沒有極限。人們自願性地不想生小孩，往好處想，至少不是馬爾薩斯所說的災難性人口抑制手段。

新生人口減少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但是或許也是多數人最不在意的一點是，人類的數量在近數百年來的爆炸性成長，早就對地球環境與其他物種帶來毀滅性的傷害。地球人口成長如果能夠全面性減緩，未嘗不是地球能夠修身養息的開始。

如果我們犧牲一點經濟成長率，能換來後代子孫更好的生活環境，以及地球生態的平衡與再生，這樣的出生率下降、人口減少又何須憂心？我們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宣稱，希望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子女數在2015年能回升至1.6人。然而，除了看到少子化可能造成勞動力不足、經濟發展遲緩等問題之外，政府是否真正評估過人口減少的正面效益呢？

績效主義殺了激情集團 績效管理的兩面刃

績效主義殺了激情集團 績效管理的兩面刃
‧能力雜誌 2008/03/18
績效管理，猶如兩面刃，運用得當足以激勵人心，但也不能過度重視數字及指標所衍生的弊病，以免未蒙其利反受其害。在績效指標掛帥下，企業真的朝向正向發展嗎？效率真的提升了嗎？員工樂在工作嗎？……在在都是企業應思考與檢核的課題。
【文／張嘉耀】

(圖片提供／能力雜誌)
日前拜讀新力 (SONY) 公司前任常務董事天外伺朗所撰寫的「績效主義毀滅新力公司」一文，讓身為顧問的筆者，閱畢心有戚戚之餘亦感深切的反省。 一直以來新力公司堪稱是資訊、家電產業龍頭，員工源源不斷的創新及創意更是屹立市場的主因，但近年來從筆記型電腦鋰電池著火事件到PS3遊戲機的嚴重虧損，讓人不禁想問，新力公司究竟是怎麼了？

績效主義殺了激情集團

天外伺朗在新力公司服務近40年，他將這幾年新力公司的「出槌」歸咎於「績效主義」帶來的影響。他於文中指出，新力公司過去的成就應歸功於企業文化，他以「激情集團」來形容新力的企業文化，所謂「激情集團」指的是企業中那些不知疲倦、全身心投入開發的團隊成員。

新力公司創辦人井深大以其領導風格，點燃技術開發人員心中之火，使得他們無怨無悔地為技術獻身，接連不斷地開發出具有獨創性的產品。井深大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口頭襌：「工作的報酬就是工作」。意思是說，如果你現在做了一件工作而受到好評，那麼下一次你就有權選擇更好、更有挑戰以及更有趣的工作來做，這也是工作的初衷及意義所在。 在這樣的氛圍下，新力公司的每一位員工均有強大的「內部動機」，這種動機來自於本身對工作的熱情、投入、執著及義無反顧；而與之相反則是升官、發財、加薪等來自於世俗回報的「外部動機」，他認為這也是扼殺員工對工作原始的激情與創意的關鍵，也是這幾年新力公司走下坡的主因。

自1995年開始，新力公司開始實行績效主義，制定詳細的評價標準，根據每個人的評價制定報酬。以各種關鍵績效指標(KPI)詳細制定了各項評核標準，更成立了專責部門對個人進行績效考核，以確定各部門、個人在公司中的價值。為了準確衡量工作績效，開始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在將工作項目量化、數字化，使得簡單的工作變得複雜，同時，在結果導向的評核制度下，一些細緻及紮實的工作開始被有意無意地忽略，而短期內無法展現績效的工作變得沒人想做。「因實行績效主義，使得追求眼前利益的風氣在公司蔓延開來。」天外伺朗如此寫道。

績效指標掛帥的迷思

另一方面，因為要應付業績考核，大家都不想出訂出高遠的目標，而是提出容易實現的低目標，使得新力精神的核心—「挑戰精神」因而消失。而績效考核不僅對個人進行考核，同時也對每個業務部門進行考核，由此決定整個業務部門的報酬。於是部門與部門間也為了績效相互鉤心鬥角，以為自身的部門求取更多的利益。

外伺朗認為，績效主義讓業務成果和金錢報酬直接掛勾，員工為了得到更多報酬而努力工作。但外在的動機增強，相對減弱了內在自發性的動機，使得以工作為樂趣這種內在的意識受到抑制。由於績效主義的實施，讓員工逐漸失去對工作發自內心的熱情。而更大的弊病是破壞了公司的氣氛與員工內部團結，讓「激情集團」消失成為歷史，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重大的失誤及鉅額賠償事件。

天外伺朗的觀點或許不能夠全然代表以及詮釋新力公司近幾年來發展所遭遇的困境，但是，不可否認他也點出了任何制度都有其盲點及不足之處，一如績效管理，猶 如兩面刃，運用得當足以激勵人心，但也不能忽過度重視數字及指標掛帥所衍生的弊病，以免未蒙其利反受其害。在台灣許多企業主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你努 力達成績效目標，我就幫你加薪、分紅、陞官。」或者是「沒有達到業績目標，什麼都不必多說，沒有任何藉口。」也許我們更該深思的是，績效管理的意義及目的 為何？在績效指標掛帥下，企業真的朝向正向發展嗎？效率真的提升了嗎？員工樂在工作嗎？……。

創意市集Campo要做創作者的凱渥

創意市集Campo要做創作者的凱渥
【張子嫻／台北報導】

　近幾年創意市集在台灣發光發熱，使得許多年輕一輩的藝術創作者，得以在創意市集上展示自己的創作產品。市場上眾多舉辦創意市集的單位中，最知名的「Campo」就是由三個六、七年級生創辦，他們希望能幫具有自我風格的創作者開拓一個展示舞台。在去年成立公司後，更已得到創投的青睞。

　Campo的創辦人之一小麥說：「Campo取自於義大利文，意思是廣場，同時也包含了五大元素的英文字母開頭，Cinema電影、Art藝術、Music音樂、號召青年People、創作自我Original。」

　2005年的夏天當時仍就讀北藝大廣電系的小麥及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想舉辦創意市集活動，當時只是抱著與其他喜愛音樂藝術及創作的心態來舉辦這類型的活動，從台北市西門町的電影公園為出發點，在網路上號召喜愛創作的創作人帶著自己的作品，一起來Campo與人分享。

　起初Campo創意市集的參加人數，一天僅100至200人，但他們仍靠一股熱情去舉辦這樣的活動，有錢出錢租場地，有力出力當主持。直到2007年中，報名創意市集的人越來越多，規模逐漸擴展，一天參加人數更高達上萬人，才讓這個創意市集的推手─Campo決定成立公司。

　「很多人認為搞藝術會吃不飽」小麥說，一開始一起做Campo活動的夥伴，有許多人為了荷包而不得不面對現實，中途退出的人不在少數。在市場不景氣下，要面對有一餐沒一餐的壓力，熱情及重視心中想達到的目標很重要。

　這些一同來參與擺攤的創作者們，來自四面八方，有四成是設計相關科系的學生，三成原本學相關科系而後則找一般正職工作，剩下的三成包含音樂影像各個領域的創作者，及已邁向品牌道路的成熟創作者。

　Campo從05年的草創初期，直到07年的成立公司，至今三年多的時間，舉辦過上百場的創意市集，他們不只讓許多不同的創意及多元的文化在同一個廣場上展現，他們同時也是品質的把關者。

　小麥說：「我們不希望創意市集最後淪為跳蚤市場，或者是批發的大賣場。」由於Campo在創作界已經打開知名度，每個月固定舉辦一場的Campo創意市集，每場市集的報名信往往高達500多封，從中他們必須篩選出夠有創意，具有自我風格的作品，因為有自己的想法及與眾不同正是市集價值的所在。

　去年剛成立公司，Campo沒多久就獲得創投公司的青睞，小麥說，希望公司更穩定能完全達到原訂目標再來談資金擴增計畫，而今年首要目標就是期許Campo能成為創作者的經紀公司，將參加者的品牌推廣至全球，成為「創作者們心目中的凱渥」。

綑綁服務 讓IPTV更有錢途

綑綁服務 讓IPTV更有錢途
【經濟日報╱徐愛蒂】

2008.03.16 04:02 am

圖／經濟日報提供

在南韓政府（情報通信部）有意允許電信營運商採行「綑綁服務」的營運模式後，南韓第一大電信營運商KT於2007年7月正式商用化推展其IPTV服務Mega TV。Mega TV自2006年9月開始試驗服務後，迄今用戶數已有逾20萬，預估2008年底將達130萬。

與現行廣播電視服務所不同之處，在於節目內容的播放上，根據南韓現行廣電政策的規定，Mega TV仍無法播出即時節目，因此目前的節目內容，是以影片、遊戲、教育、卡通為主，並結合其他新型態的互動服務，以及語音、數據服務等套裝服務方式來推廣。

在「綑綁服務」式的行銷上，目前KT是採用寬頻接取、電話、IPTV三合一的方案，並以折扣優惠方式，讓用戶較個別服務訂閱而言，平均每月可省下4.8萬韓元（約51美元）。

另外，在網路基礎架構方面，KT是以旗下之Magapass Broadband Internet Service的頻寬來支援Mega TV的視訊。但KT也同時計畫投資2兆韓元（約21億美元），預計在2010年時完成FTTH的網路基礎建設，期能藉此衍生更多的應用服務，並利用多元的應用服務，促使用戶頻寬再升級。

另一方面，在設備的採購上，KT與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Korea（SCEK）合作，與2007年11月推出具備STB功能的PS3，做為Mega TV 的STB。希望藉此擴大用戶群，將PS3玩家一併納入Mega TV的用戶中。

近幾年來，在寬頻網路之技術與其數位內容的雙重發展下，使得原先涇渭分明的電信與廣電系統，在傳播內容上開始有了重疊的情況。但受到現行法規限制，使得由電信營運商所推出之IPTV（網路電視）服務，無法與廣播電視一樣，可播送即時節目內容。

一般而言，國家之電信廣電，在發展之初多屬國營或特許事業，且呈獨占或寡占局面，法規也各轄所屬，彼此相安無事。但隨數位科技的匯流，不同傳輸網路可同時播送同樣內容，而不同類型業者也為利益考量，紛紛跨足其他領域，以擴大及多元化市場服務提供之姿，來爭取更多用戶，IPTV即是其中一例。

使用電信網路線路來傳送並播放節目內容，相較於以往在節目的播放與內容安排上，幾乎全由廣電業者負責，電信業者的跨足，使得適法性的問題浮出檯面。目前在世界各國，關於此類議題，爭論最多的就是執照發放的區域，及內容本身的播放。

如南韓與台灣，即出現IPTV不得播放即時節目的法規，許多IPTV業者，則認為此舉將大幅影響自身服務的推行與市場的拓展。但是，不得播放即時節目的規定，真的對IPTV的發展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嗎？也就是說，IPTV服務的推動，不可否認的，對於一些如颱風動向、運動賽事、及有時效性的新聞報導而言，即時性或有其必要性，但就目前大部分的節目內容而言（如影片、戲劇），即時性反而不那麼急切。相反的，讓用戶在方便的時間與情境下觀看，成為另一商機可尋之點。

（作者是工研院IEK／ ITIS計畫產業分析師）

【2008/03/16 經濟日報】

客觀醫療評鑑資料在哪

中國時報 2008.03.14　
客觀醫療評鑑資料在哪
劉競明／北縣林口（主治醫師）

　二代健保擬採家戶所得計費概念，是基於使用者付費及高所得者高付費的措施，對家戶收入低的弱勢族群可減輕其負擔。然而社會上還是有不同聲音出現：為什麼「藥價黑洞」依舊？醫療品質亦未見顯著改善？為何老百姓還要增加健保的負擔呢？筆者就覺得這就是政府準備與宣導不周延的結果。

　全民健保本身屬於社會保險性質，但是「使用者付費」概念讓「藥價部分負擔制」或醫學中心及急診部門的加重收費等，均為健保必須採取的基本手段。現在大部分民眾就醫可近性不成問題。其實，台灣健保堪稱為世界典範，不過醫療品質及醫療基礎建設仍然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加上醫療照護需求與疾病治療成果的不確定性，醫療資訊的不對稱，一般社會大眾對醫療資訊亦是一知半解；醫院當局似不願提供真實的財務報表及經營績效數據等供民眾檢視。

　就國內醫療體系現況，健保局、衛生署及醫策會應提供客觀的醫院及醫師評鑑資料、報表或指出有哪些特色醫療等等，這些都可做為民眾選擇醫院或專科醫師的憑藉，而非只是道聽途說的口碑而已！此醫療品質與資訊整合設計的資料庫在歐美國家都已經相當成熟，民眾上網即可找到其需要的看病資訊科別、選擇醫院及醫師等；這些似乎比醫院經營的財務報表更適合民眾的需要。

不懂共同市場 經濟怎幸福

不懂共同市場 經濟怎幸福
【聯合報╱高孔廉／中原大學企管系講座教授（台北市）】

2008.03.05 04:09 am


近日謝長廷陣營大力批評兩岸共同市場，指稱這是一中市場，大陸勞工將可長驅直入，台灣的理髮師傅將會失業，且大陸農產品來台將使台灣農民無以維生。這種論述若非對共同市場的無知，就是故意歪曲，騙取選票。

首先，區域經濟整合是世界發展趨勢，台灣如果不能融入，就會被邊緣化。區域經濟整合依其層次深淺有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等，但並無嚴格規定。

共同市場依學理是要讓商品、勞工、資金、技術等自由流動；但一九六七年歐洲共同市場成立後，不僅勞工不能自由移動，連短期觀光旅遊也要簽證。一九八五年簽署申根公約後，才有德、法、荷、比、盧森堡五國免簽證協議，這五國是在一九九五年（後加入葡萄牙成為六國），也就是十年後才取消邊境檢查；而一九九五年時歐洲共同市場會員國共有十五國，足見共同市場並不必然允許勞工自由移動。

其次，經濟整合協議後，究竟那些商品或資金、技術、勞工等可以自由移動，是由會員協商談判來決定的，而每一會員國難免爭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必須求得會員國的最大公約數，才有可能實施。謝長廷說如果成立兩岸共同市場，則中國黑心貨就會充斥台灣，「男人會失業，女人會找不到丈夫，小孩就要到黑龍江去」，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

謝長廷又以二○○七年成長率百分之五點七為準，而馬蕭的經濟成長目標是百分之六，認為兩岸共同市場只能有百分之零點三的成長率。但去年的百分之五點七是這八年來最高的一年，實際上二○○一至○七年的平均成長率僅約百分之三點八；且懂經濟的人都知道百分之五點七高成長率還是統計部門改變計算方式，刻意高估才有的成果，一方面膨脹了執政績效，另方面也壓低下屆執政團隊的績效。

兩岸共同市場是台灣經濟國際化的一環。眾所周知，台灣的海島經濟必須「開放」才有生機，只有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台灣才能走出去，外資才能走進來」，很可悲的是台灣徒有良好的位置及高素質人力資源，原本是有很高吸收外資的潛力，但由於執政者的封閉心態，實際吸收外資的績效卻很差。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組織的分析報告，二○○四年台灣的潛力排世界十九名，但實際吸收外資的績效是世界一二五名，而亞洲各國不僅港、星比台灣好，即使中國大陸、韓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也比台灣好，台灣只比印尼略強，可說是亞洲的倒數第二名，執政當局能不汗顏。

組成共同市場當然是有利的，不然為什麼歐盟規模愈來愈大，一些東歐新興國家想盡辦法加入。台灣經濟已經停滯了八年，不能再繼續空轉下去。

【2008/03/05 聯合報】

不想找名醫…但，健保局提供了什麼？

不想找名醫…但，健保局提供了什麼？
【聯合晚報╱記者韋麗文/台北報導】

2008.03.03 02:57 pm


「隔壁王媽媽膝蓋痛，聽說就是某某醫生看好的！他開的藥很有效。」醫療改革基金會指出，當缺乏足夠的醫療資訊時，病人只好靠口碑找醫師。但口耳相傳甚至是以訛傳訛，名醫就是這樣傳出來的。醫改會呼籲，醫療資訊應公開，並轉譯成民眾可讀得懂的訊息，才能破除名醫迷思。

醫改會執行長劉梅君日前帶小孩去看病，上健保局的網站搜尋住家附近有哪個小兒科比較優質，「我很難告訴你，健保局網路提供了什麼資訊，因為我通通看不懂。我在大學任教，經常接觸醫藥相關領域，我都看不懂，更別說是一般民眾了。」

劉梅君解析，台灣民眾之所以迷信名醫，就是因為缺乏相關資訊，因為沒有訊息，所以人家說哪個好，就去看哪個醫生，名醫就是這樣傳出來的。

健保局在網路上公佈「醫療品質訊息」，民眾有看沒有懂，完全沒有辦法從這些訊息，得到選擇何處就醫的資訊 。健保局公佈的內容包括，上呼吸道感染病人7日內複診率、注射劑使用率、門診抗生素使用率、同一處方制酸劑重複使用率、出院後十四日內再住院率、慢性病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百分比等十多項指標。完全不知這些數字和醫療品質的關係為何。

至於所謂的「名醫」，常吸引太多人掛號，即使真的醫術高明，但可以分給病患的時間卻很少，「時間不代表品質，但是沒時間一定沒品質。」劉梅君說。

此外，當病患已經認定該醫生為名醫，民眾懾於名醫光環，不敢提問，心中有疑惑也不知道該尋求第二意見，心想「最權威的醫生都這樣說了，大概不會錯吧！」但常病情惡化後，才後悔當初沒問清楚。

劉梅君呼籲，民眾就醫前應記錄健康筆記，先整理自己的狀況，包括疾病症狀、疼痛或不適的部位和情形、多久發作一次、最常發作的時間、是否有服藥控制、使用什麼藥物，可幫助醫生可容易掌握病患情況。


【2008/03/03 聯合晚報】@ http://udn.com/

馬謝經濟理念

工商時報2008.03.03
探索馬謝經濟理念
【工商社論】

　總統大選之爭，馬謝從正式對壘到上週第一場辯論及政見發表會，雙方都開了不少經濟支票，但是，提出解決經濟問題之道，除了具體政見外，背後的理念更為重要，馬謝的經濟理念究竟有何差異？對當下台灣經濟問題能否對症下藥？值得作一探討。

　總體經濟理論大致上可分為凱因斯學派及古典學派，在振興經濟方面，凱因斯學派對市場自發性的調整缺乏信心，因此，特別重視增加政府支出及減稅等財政手段；古典學派則重視市場的效率，並認為降息、增加貨幣供給等貨幣政策較財政政策有效果。另外，在一九八○年代以後，有所謂供給面經濟學的出現，強調以減稅作為刺激投資及生產的手段；一九八○年代美國雷根政府的減稅政策就是以此為師。到了一九九○年代以後，供給學派又轉而強調以新知識、新科技等強化生產面的效率，來達到激勵經濟成長的目的，儘管此一新詮釋打著「新經濟」的旗幟而曾風靡一時，但究其本質，終究脫離不了古典經濟理論重視市場效率的根本精神，難以成為主流。

　馬謝的經濟政見，有很多都是兩岸經貿的開放政策，顯見兩位候選人都認同自由經濟理念，主張以更大的市場開放來激發企業活力，提升經濟的效率。不過，兩岸經貿終究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雖然謝長廷兩岸經貿政策主張與馬英九相差不大，但近來卻在馬蕭「兩岸共同市場」主張上大作文章，將其指為「一中市場」，攻擊馬蕭執政後大陸農產品傾銷會讓台灣農業蕭條；大陸工業產品進口會打擊傳統中小型企業；廉價大陸勞工會來台灣搶工作，專業人士飯碗也會被大陸人取代，失業率會直線上升到一○％。這等缺乏經濟基本常識的選舉語言當然作不得準，但也充分顯示謝長廷仍走不出民進黨執政八年的陰影。

　在振興經濟方面，馬蕭提出「愛台十二項建設」，八年內由政府及民間投資四兆元，藉以擴大內需，刺激經濟成長。馬蕭擴大政府公共建設的主張很顯然是凱因斯學派精神，但謝長廷卻強烈質疑「錢從那裡來」，並認為會刺激物價上漲；他主張應透過減稅及稅制改革，讓大家有更多錢用，讓企業更有競爭力。

　從財政的觀點，姑不論十二項建設內涵的妥適性，其八年四兆元投資規模，政府投資部分約二兆六千多億元，平均每年約三千多億元，相當於目前中央政府每年總投資額的四分之三，除非政府其他部分投資規模能夠縮小，否則無可避免仍需擴大舉債的規模。不過，若相較民國八○年代初期國民黨執政時所推動六年八兆元規模的國家六年建設計畫，十二項建設可以說小巫見大巫，可見近年政府財政的快速惡化，即使國民黨重新執政也必須面對財政困難問題，不可再大規模地推動公共建設。

　謝長廷主張減稅，要將受薪階層的免稅額提高二萬多元，並改革租稅制度，降低遺產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來提升競爭力。嚴格來說，降低免稅額是制度問題，而且提高每人免稅額二萬多元，四口之家平均減少的稅負不過區區幾千元，對增加內需是杯水車薪，談不上可以提振經濟。而稅制改革是從改善供給面效率著眼，但是，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前提需取消或大幅降低產業租稅優惠，受衝擊最大的產業可能是現在減免租稅最多、投資規模也最大的資訊電子業，因此，營利事業所得稅改革，短期內可能反造成投資減少，對經濟成長未必有利；至於遺產稅調降涉及公平問題，與振興經濟的關係更是薄弱。

　從政策效果來看，一般認為，對抗通貨膨脹以古典學派的貨幣政策效果較佳，但若是成本推動的輸入性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將大打折扣。而對抗經濟成長停滯，凱因斯學派的財政政策通常較能發揮效果。鑑於當前台灣面臨的是輸入性通貨膨脹及全球景氣衰退造成的停滯性膨脹問題，因此，馬蕭擴大公共建設的凱因斯學派處方顯然較能被接受，因為可以對抗經濟衰退，但對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刺激相對有限。至於謝長廷的振興經濟措施，因政策理念不若馬蕭清楚明確，也還未提出完整的方案，目前難以評估。

國家財政健全度的量化財務指標

中國時報 2008.03.02　
馬謝財經政策 還有盲點
劉志宏

　兩黨總統候選人在第一場的辯論會上，對於就任之後所要採取的財經政策，已作了概略的描述。國民黨陣營傾向於採用凱因斯學派，藉由政府的公共投資來帶動內需的擴大。而此種作法也被民進黨陣營批評為「破產經濟」，因為政府的財政負擔已然沈重，禁不起在八年內再進行四兆新台幣的公共投資。而民進黨陣營也提出了以減稅為號召的財經政策，並且由行政院來加以配合，以「每周一利多」的方式，來放送選舉大利多。

　以減稅為訴求的財經政策，基本上是從「供給面經濟學」為出發點的，其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為減稅以後，會增加勞動供給的意願、提高工作誘因，進而增加所得與稅收。但是，在實證經驗方面，此理論依據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支持。美國在八○年代的雷根總統主政之下，所採取的供給面經濟學（之後也稱為雷根經濟學），導致了後來的美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赤字。

　因此，不管是國民黨陣營的「凱因斯經濟學」或是民進黨陣營的「供給面經濟學」最後終將會讓我國已經不甚健全的政府財政更加地雪上加霜。基於此，建議未來的新政府能夠設置一套類似國內的景氣對策信號指標的監視系統，來加以管控我國的財政。美國的地方政府曾發展出一套「財務趨勢監控系統」（Financial Trend Monitoring System，FTMS）來加以管控其政府財務。這一套系統指標除了可以先行透露出一國的財政問題之惡化以外，不同的指標之惡化更可以讓執政者針對財政惡化的原因來對症下藥。

　美國地方政府的「財務趨勢監控系統」涵蓋了十二個面向，而每個面向各有數個指標來加以衡量，總共有二十八指標。但是對於我國的中央政府之應用，我們可以仿照景氣對策信號指標的模型，來建立一個攸關國家財政健全度的量化財務指標即可。

　因此，可以試著從環境面向以及財務面向來加以檢視跟一國財政健全度相關的指標。首先從環境面向上來看，其指標可以包括：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的變動率、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的變動率、失業率、每年公務人員人數的變動率等。這些指標顯而易見的，如果持續增加的話，都將對政府財政造成莫大的壓力。以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而言，其攸關我國政府的老人年金支出數額；而失業率和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則是造成我國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壓力，尤其是在國民黨陣營提出了「負所得稅」的財經政策以後，更加深了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壓力。而公務人員的增加，更是政府的經常性支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再就財務面向而言，也有數個總體指標關係到我國政府的財政健全度，包括：中央政府年度預算赤字占GDP的變動率、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餘額占GDP的變動率（其可再細分為長期債務、短期債務）、預算外支出（包括：特別預算、國營事業支出等）的變動率、中央政府還本付息支出占總支出的變動率、以及中央政府稅收占GDP的變動率。其中，有關中央政府的預算赤字和未償債務餘額連年來的擴大，已經是我國政府不得不正視的問題了。

　藉由這一套的財務趨勢監控系統的指標來將其加以凸顯出來，也可以讓為政者知所警惕。至於預算外支出的指標建立，則是防止執政當局藉由特別預算的編列來暗渡陳倉，也因此有其必要性。而一個國家政府的還本付息支出如果不斷攀升，則也代表了這個國家財政的不健全。最後，稅收占GDP的變動率，則是代表了該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的建全與否。

　總而言之，以上所建議的財務趨勢監控系統所明列的各個指標均攸關一國的財政健全度，如能將其納入，當可有效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整體財政狀況。制度系統的建立是簡單易行的，只需要幾個專家學者，便可以完成；但，對於政治人物而言，最困難的是，要其能夠確實遵守、或是不以人為的干預方式，來改變系統的運作方式。當一個信奉凱因斯學派的執政者，卻遇上了財務趨勢監控系統閃著紅色警戒燈時，他會怎麼作，才是這一套系統成敗的最關鍵因素。

　（作者為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藏在智財權裡的農產品牌

中國時報 2008.03.02　
藏在智財權裡的農產品牌
王思原

　近年來，建立農產品牌與發展精緻農業逐漸成為熱門議題。不但學者專家紛紛提出建言，政府主管機關輔導農民強化農產品品牌形象與包裝設計，連總統候選人也提出相關政見。

　此一現象之形成有兩大因素：首先是農業大環境的改變。台灣農業本係小農經營型態，生產規模小而成本高，政府長期透過生產補貼措施與進口管制等政策工具主導農業發展。但在加入WTO後此類傳統政策工具已漸次取消，農民必須直接面對市場國際化競爭的挑戰。其次，由於大眾傳播媒體的發達，農民面對天然災害的無助，生產過剩時「菜金菜土」與產銷管道中剝削等困境，直接呈現在國人面前。職是，如何建立一種由農民本身主導的農產品牌，使行銷過程中的直接與間接利益歸農民享有，成為農業政策與與論焦點。

　建立由農民主導的農產品牌並非易事，過去有機農產品的失敗經驗堪為借鏡。據歐美農經專家分析，建立此種品牌主要困難有三：首先，農產品特殊產銷結構使得農民無法直接獲得來自市場的價格誘因，難以掌握消費者需求。其次，農產市場競爭激烈模仿迅速，即令農民獲得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價格誘因，激烈競爭將立即消滅其獲利空間。最後，成功品牌必須有效推廣，並防止模仿。但個別農民的生產規模太小，無法負擔此一成本。

　由此可知，欲以農產品牌增進農民收益：一、農民必須是品牌所有人。二、有效防止外來冒用模仿。三、整合多數農形成生產規模。但如此一來，如何畫一眾多農民生產之產品品質，排除品牌內部少數農民投機行為，並控制產品供應量以避免生產不足或過剩，又形成另一大挑戰。此乃政府介入輔導與法律保護的重點所在。

　如前述，加入WTO乃當前農業困境的成因之一。所幸，WTO給農業關上一扇窗的同時亦為之開啟另一道門。WTO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要求會員國保護「地理標誌」，而所謂「地理標誌」其實就是一種由農民或小規模農產品加工業者主導的農產品牌。

　用產地名稱作為農產品牌，並以之為地區農民共同特權或智慧財產的概念源自以法國為首的南歐羅馬天主教國家。產品種類則從葡萄酒開始，擴及乳製品，最後涵蓋所有農產品。

　一九九二年，歐盟在面對與今日台灣農業類似困境時，決定根據法國成功經驗建立歐盟地理標誌制度，以之為歐洲共同農業政策與鄉村發展重要政策工具。由於歐盟堅持，地理標誌制度亦被納入WTO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躍上全球智慧財產權的舞台。今日，著名的地理標誌產品不勝枚舉，包括歐洲國家的葡萄酒、火腿、乳酪及開發中國家的咖啡、茶葉等。

　遺憾的是，在WTO對農業帶來負面衝擊的同時，這項由WTO提供的農業政策工具並未在台灣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或許是由於地理標誌制度的特殊性所致：農業主管機關因其為智慧財產權而加以忽視，而智慧財產主管機關則從智慧財產權的觀點忽視其農業政策功能。值此社會輿論對提升農業發展建立農產品牌有高度共識之際，政府決策者似有必要參考歐洲經驗，重新評估地理標誌制度做為農業政策之價值與可行性。（作者為英國新堡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