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的虛幻誘餌與實質圈套

CEPA的虛幻誘餌與實質圈套
11/07/2008
作者 陳博志
內容出處 「看」雜誌 雙週刊 NO.023 p54-55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詳細說明，和中國簽訂CEPA之類的緊密經濟合作協定將會嚴重傷害台灣的產業和就業。然而國內為何有不少人仍然積極要簽CEPA？有些人當然可能是不瞭解其對產業和就業的傷害，有些人可能正是那些可由CEPA得到特權利益的資本家或其他人士。另外有些人則以為和中國簽CEPA對台灣是有利的，他們有的人說不和中國簽CEPA就是鎖國，簽了就可以成為中國的門戶乃至亞太的中心，也有人說籤CEPA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但這些認為CEPA有利的說法，也都是不正確的。

　　我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已是全世界最緊密的，我國總出口有四成以上是賣到中國，我國每年對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2%，這兩項比例都遠超過其他國家，投資比例甚至是美日的幾十倍。連中國有毒奶粉和有毒食品，我們吃到的比例也高於其他國家。我們老早就不是漢賊不兩立或三不政策時代，我們反而比其他國家運用更多中國市場和機會。我們要不要和中國經濟更密切聯結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那些說台灣是鎖國，所以應該要和中國發展更緊密經貿關係的人士，不管他是多大的官或多有名的學者，都是忽視具體數據而睜眼說瞎話，甚至是說謊話。

　　想做中國門戶或中心的人，也是很不務實，他們以為中國仍然很落後，一切都要靠台灣，外國人也要透過台灣才方便進入中國。二十年前這也許是事實，所以當時有人以為台灣可做中國的中心和門戶。但中國發展之後，情勢早非如此。瑞士信貸的首席經濟學家陶冬9月1日即在台北明白指出，台灣對兩岸關係有著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他說只要對照桃園機場和浦東機場每天進出的國際航班數量，就可以知道台灣想成為區域營運中心的可能性不高。他認為台灣最需要的並非三通或陸資，而是自我重新定位，弄清楚十年後的台灣到底要做什麼，台灣只需找出自己的利基，不需要吃下全大陸或全世界。陶冬的說法和我多年來的主張相似，但我們的執政者既不聽我這台灣人，也不聽陶冬這中國人的分析。

　　包括馬總統在內，很多人都說台灣位在東亞的中心，到東亞各大城市的距離最近。他們因此主張只要和中國有緊密的結合，台灣就可以成為東亞的中心。蕭副總統更說，如果當年做成亞太營運中心，上海洋山港會不會建成都是問題。但這種台灣距各大都市最近所以是中心的說法根本是錯的。當年政府想推動亞太營運中心政策時，找來的顧問公司以新加坡、東京、上海、馬尼拉、香港、以及高雄六海港相互之間往來的距離為指標，說高雄往其他五都市的平均時間只要53小時，比香港的64小時還少，所以高雄位置最好，是區域的中心。但這六個港既非區域中最大的港，也非代表最重要的國家。特別是在北邊的大港如釜山、神戶、天津都未被列入。若把這些大港列入，則距離各港最近的港口就會北移而輪不到高雄。這種我們位置最好的說法，完全是自欺欺人，但政府卻仍以這錯誤的認知來誤導人民說有直航或CEPA我們就可以做中心。

　　用這種計算方法，中國有好幾個港口都至少和高雄一樣像是在地理中心。而中國已成為大出口國，必然會有自己的港口。前年全球20大貨櫃港包括香港在內有七個在中國，七個的總吞吐量是高雄港的九倍。若非中國近年蓋很多港，他們的貨連運來高雄轉運都辦不到，即使運來，高雄也沒那麼大的能力轉運。所以我們若直航或做成營運中心，上海連洋山港都不會建的說法是違背事實和常識的。1997至2006年完全可和中國直航的香港之運量增加61%而高雄增加 71%，所以直航會有大利益，以及高雄排名因不直航而大幅下降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想藉CEPA而做中國之中心和門戶的想法也是同樣地錯誤。

　　主張要CEPA的第三種說法是與中國更密切的關係是台灣發展的唯一途徑。江丙坤先生說假如沒有安定和平的兩岸關係，台灣經濟根本就好不起來。這句話講白一點就是說中國的武力威脅已嚴重傷害我們的經濟發展。蕭副總統說我們要先和中國簽CEPA，才可能發展和其他國家的FTA。這句話的背後的事實是中國公開威脅其他國家不得和我國簽FTA，因此蕭副總統以為和中國先簽了，中國才會答應其他國家和我們簽。看清楚這兩個事實，就知道我們並不是只有和中國簽CEPA這條路，而是中國把我們其他的路都堵起來了。我們要突破中國的圍堵確實很辛苦，但我們真的該朝中國圍堵時留下來的那條路去走嗎？獵人圍捕野獸時，留下讓野獸跑的那條路就是通往圈套陷阱或籠子的路，我們要像野獸那麼笨地自己跑進鐵籠之中嗎？

　　中國其實仍不是那麼容易把我們逼進其籠中，中國的策略是要以商圍政以經促統。CEPA這類更緊密的合作協定將使我們在經濟上更依賴中國而使中國未來更容易逼我們屈服。CEPA將使更多人在中國有利害關係而須受中國脅迫。這依賴大到一定程度，若投降是唯一不讓中國生氣的辦法，很多人也將選擇投降。我們現在仍有機會不走這條愈來愈被中國控制的路，我們實在不宜自投羅網而和中國簽定任何更緊密合作的協定。

　　香港是我們的前車之鑑。1997年之前香港學者樂觀地告訴我說97之後香港仍可維持自由並促進中國民主化。但97之後他們告訴我說，對中國有所批評的文章常被媒體拒絕，老闆們為了中國大陸的生意而自我或被迫設限。香港拒絕許多台灣人士及法輪功人士入境的做法，更顯示香港已失去促進中國民主化的作用。CEPA給香港的特權，實際上使香港及香港的企業家被中國更緊密掌握。而即使有CEPA的利益，香港經濟和中國同化的結果，各種低技術的工作多移到中國去做，香港一般勞工的工資漸和中國拉平，所以香港的所得分配極度惡化，香港平均每人所得高於台灣，但基層工人的薪資卻不到台灣的一半，生活條件更是惡劣。

　　或許有人聽信中國的說法，以為台灣若接受一國兩制，將得到比香港好的待遇。但中國這種承諾是不可信的。北京為何要對台灣較好？難道是台灣人較漂亮或較聽話？當然不是。那是因為台灣現在仍不受中共控制，所以中共就講出比較好的條件。香港經濟和政治已受中共控制，所以只得到較差的待遇。西藏已完全被中共佔領，所以想求比香港一國兩制更差的高度自治都不可得。至於中國大陸內部的人民，多談一點自由民主或批評一下政府，都會被抓起來。這事實充分顯示，和中國愈密切結合，就可能愈受中共迫害。

　　然而更想緊密結合中國的人士卻繼續喊虛幻的口號。江丙坤先生說，兩岸經貿交流不會讓台灣向中國傾斜，因為中國會愈感到台灣民主的可貴。這種說法不只忽略了上述中國以經濟控制政治的策略，更忽略了中國政治獨裁的事實。兩岸交流會不會使中國人民更珍惜台灣的民主很難說，至少過去20年的交流並未使他們明顯更尊重台灣的民主。而中國人民即使喜歡台灣的民主，脅迫台灣民主的乃是同時拒絕給中國人民民主而從不喜歡台灣民主的北京共產黨政府。會利用經濟而讓台灣人民不敢求自由民主更不敢協助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也是共產黨政府。台灣政府高層連這也分不清，豈有能力和共產黨談判？陸委會雖已說不和中國談 CEPA，但海基會卻說要簽CECA，總統府也有簽更緊密經貿合作協定的說法。各種名稱其實都一樣是要和中國緊密結合，上述的危險也都一樣存在。換名稱恐怕是騙過人民的做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