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01, 2009

台灣人要學學蘇格蘭人

南方朔:台灣人要學學蘇格蘭人!

南方朔
研究「現代」,就不可能不談到英國,而只要談到英國,就不可能不談到蘇格蘭人。

因為,如果深入追究,就會發現今天以英美為主導的現代文明,幾乎都離不開蘇格蘭人;「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是蘇格蘭人;發明蒸汽機因而開啟工業革命的瓦特 是蘇格蘭人;近代大哲學家休姆是蘇格蘭人;第一個自動紡織機是蘇格蘭人發明的;歐洲高速公路前身的高速驛道及人工運河也是蘇格蘭人;蘇格蘭的啟蒙運動開創 了影響全球的自由民主與理性;我們可以說整個大英帝國的核心就是蘇格蘭人。

而蘇格蘭人不只如此而已。蘇格蘭人後來進入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是蘇格蘭人,創立現代電話電報的貝爾也是蘇格蘭人;今天全球教育典範的「長春藤體系」也是 蘇格蘭人所建立。如果沒有蘇格蘭人,今天的「英美時代」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對台灣而言,蘇格蘭人帶給我們的長老教會,當年對台灣就做了非凡的貢獻。

合一法案 結束數百年來殺戮

而蘇格蘭人對「現代」有如此傑出的貢獻,就不能不談到一七○六年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合一法案」(Act of Union),這個法案結束了雙方長達好幾個世紀的殺戮、鬥爭與糾纏,最後以理性與貿易而合一,蘇格蘭保有宗教和自己的司法體系。在「合一法案」之後,蘇 格蘭與英格蘭都把那種負面內耗甚至非理性的能量轉化成正面、開創的建設能量。蘇格蘭人只有數百萬,但卻得以有整個世界為舞台。這個有水準的民族不但自我提 升,也和英格蘭一起提升,到了後來更帶動美國快速發展。蘇格蘭人不是只有威士忌、風笛,以及那種蘇格蘭裙而已。蘇格蘭在歐洲中世紀時,乃是全歐最野蠻落後 的地區,但自宗教改革之後,這個窮鄉僻壤就開始追求教育、知識與胸襟的擴大,蘇格蘭人在克服自己的限制裡把自己變得偉大。

三百年前發生在英國的事,對今天的兩岸,特別是對台灣,應當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今天台灣的種種,乃是中國積弱,內憂外患所致,因此論悲情,台灣的悲情乃 是更大的中國悲情的一部分;今天的台灣,由於戰後有了較早的發展機會,但今天中國大陸終究也開始抓住了機會而開始發展。面對中國的新生,自認優越除了暴露 自己的褊狹外,其實毫無意義。對於兩岸互動密切,獨派亟力反對,但阿扁早已說過「台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高喊台獨除了可以嚇嚇馬政府外,可有任何意義? 而馬政府既需要大陸給他業績,但又要滿足獨派的要脅,在那裡玩著「兩國論」的遊戲,這種兩面手法也將很快黔驢技窮。也正因此,在這個兩岸互動頻繁,依存度 也日增的時刻,無論朝野政黨,都已必須將負向思考改為正向思考,用一種新的視野看待兩岸問題了。

正向思考 台灣帶動新的中國

三百年前蘇格蘭的故事可做為一個新起點。台灣是中國最不堪時代被強迫抱走的嬰兒,時代改變,台灣要有改變自己,並進而參與中國,替新的中國做出貢獻的雄心 壯志。台灣人要學著去做蘇格蘭人。否則台灣在目前這種一切能量都在糾纏中負面化的趨勢下,一切的品質只會沉淪,不應當分裂的社會也將更加分裂,甚或爆發動 盪。而我相信,台灣第一個能在這個問題上做出決斷的政黨,必將贏得未來的主導權!

(本文作者為作家)

【2009/05/01 聯合報】



十年定能磨一劍

十年定能磨一劍

李家同
我們有時說「十年寒窗」,也會說「十年磨一劍」,在這個時代,這些話往往是講講而已,我們通常是不理它的,因為誰有耐心去花十年的時間來練好功夫呢?我們身處一個速食的時代,即使吃晚飯,我們也希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吃飯的工作。十年絕對是太長了。

半導體勝出 南韓花十年

目前大家關心DRAM技術,我們都承認,自己並未真正擁有DRAM的核心技術,但我們又滿心不情願地承認南韓的確擁有相當程度的DRAM技術;因此希望這 次我們能痛定思痛,一定要利用這次危機使我們真正地擁有DRAM的核心技術,一定不能讓DRAM工業垮掉,以免南韓將這種工業整碗端走。

問題在南韓花了整整十年的功夫,才得到DRAM的核心技術,我們肯不肯花十年呢?南韓不僅在DRAM技術上遙遙領先我們,他們在CDMA技術上,也是遙遙領先我們。CDMA是一種在通訊上極為重要的技術,我們將來絕對需要這種技術,到時恐怕又要向南韓購買這種技術了。

技術靠經驗 不會有頓悟

談科技,就千萬不能急功好利。好的科技,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的。我最近碰到一位半導體界的大老,談到類比電路設計,這位大老說,類比電路設計工程師,起碼要有十年的經驗,他說得很妙,「你不可能忽然頓悟的。」

工業技術往往是靠經驗取得的,所以工程師必須下苦工,在無數次的失敗以後,終於了解該怎麼做。歐美的大藥廠之所以一直能製成新藥,是因為他們都擁有大量有經驗的科技人員,沒有這種經驗老到科技人員的藥廠,是很難和他們競爭的。

下苦功研發 三星小變大

很多人說我們的廠商規模不夠大,因此不太可能在某一技術上作長時間的投資,這種說法是不太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是從小公司開始的。三星公司不也是 一個小公司嗎?它之所以能成為一家大公司,是因為他們肯做非常難的研究,這些研究也都是要花很長時間的。這些長時間的投資,終於使三星公司擁有了高水準的 核心技術,也使它成了大公司。

我國的科技政策如果不能改變方向,我們會發現整個國家的工業技術水準是很難提高的。政府尤其需要明瞭這一點,政府不能要求它的研究機構在短時間內立下奇 功,也不能在研究人員做出一種可以表演的程度以後,就終止了研究計畫,而應該鼓勵研究人員精益求精地設法得到更好的研究結果。

山寨炒短線 長線難發展

在短時間內推出一種產品,而且可以立刻賣掉,是可以替企業賺一點錢的,但我們也不可能永遠靠這種策略。說實話,大陸的山寨機策略就是這種策略。我國早已過 了這種時代,我們要有野心,也要有耐心,十年磨一劍的意思,不僅是「十年始能磨成一劍」,應該是說「十年定能磨成一劍」也。

(本文作者為暨南、清華、靜宜大學榮譽教授)

【2009/04/30 聯合報】



Monday, April 27, 2009

台灣需要科技部

中國時報 2009.04.27 
台灣需要科技部
■陳耀昌

 近日新竹生醫園區的爭議,引起科技界高度關切。然而,既往矣,再去數過去政治角力、地盤爭奪,於事何補?我們應該去反省的是,是怎麼樣的一個決策與執行機制的不妥善,而造成這樣「七年一事無成」,全民皆輸的慘痛結果!如果沿循舊制,勢將再陷「利益爭奪」的覆轍。我們該亡羊補牢,以求創立新局。

 先檢討台灣科技重大政策執行缺失的本質。就以「新竹生醫園區」為例,執行者大多是「兼職」,而另有「本職」。因兼職而取得分配超豐富資源的權力,而且不太有具體的法律責任時,一定會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把大部分資源分配給自己的本職及自己的人馬,這是人性。如果上述權力取得的機制並非公開(所謂委託辦理)時,想當然,被排除在外的團隊,就會「聯合」起來杯葛,計畫執行因此受到阻力。在執行不順遂之下,往往執行團隊本身也易出現責任推諉或權益之爭。這時,決策上級眼看僵局難解,只好下決心做傷害控制,收回自理。忽又一日,政治環境丕變,朝野交替,於是豬羊變色,主客易位。就這樣惡性循環不已。

 感想一:職位權益與責任的不對等,就表示這個制度有問題。有問題的制度,面對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性,就造成今日生醫園區的殘局。我們不能怪人性,只能怪制度。所以應該由制度的改進做起。

 再檢討台灣重大科技政策的決策過程缺失的本質。台灣在這方面,一直是多頭馬車,有「行政院科技顧問室」、「總統府中央研究院」以及「行政院國科會」。而且,誰說了都算。

 在體制上,台灣科技政策的最高決策者,是「行政院科技顧問室」。既稱「顧問」,就表示有顧才問,少有行政責任。然而這些顧問卻擁有和責任非常不對等的最高決策權。也因為顧問們只是偶爾開一次會,並非專職從事政策思考與評估,所以台灣科技重大政策的形成總是很倉促,事前的評估常常很不足。

 「行政院科技顧問室」的制度是歷史沿革造成的。在蔣經國時代,「科技教父」李國鼎用了不少來自國外的專家,而以「行政院科技顧問」之名禮聘。後來台灣不再是強人時代,現在科技顧問也都是國人。到了李登輝時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成為當代的科技教父,院士的地位也水漲船高,科技出身的院士紛居要職,媒體就常出現中研院院長帶著國科會主委開記者會的畫面。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國科會」等同於「科技部」。然而目前的國科會,連各處處長都必須由各大學舉才借調,上任匆匆,任期有限,難以做高層次或長遠政策規劃。再加上體制上只是「委員會」,姿態一直很低。更令人擔心的是,少數決策者會置利益迴避原則於不顧,於是自己的領域專長就成了國家政策及重點發展方向,不太考慮台灣本身的優勢或弱點是否符合這樣的決策取向。這樣的決策,焉能不出現問題?

 感想二:「利益迴避」的基本道義原則,台灣許多公共事務決策者與執行者常常不把它當一回事。於是決策者思考方向偏頗,執行者各個瓜田李下,都不能令人心服口服。社會菁英不能做到「利益迴避」,台灣就不能稱為進步國家。

 我的看法是:台灣需要一個「科技部」,才能解決現行體制上決策階層「多頭馬車」以及執行階層幾乎無法迴避的「利害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的問題。台灣需要一個「科技部」,台灣的科技決策及管理執行才能建立「法治」,脫離「人治」,才能做到行政倫理明確、權責相符、政策具延續性,才能免於目前學術團隊為爭奪資源而合縱連橫搞對立的惡性循環。做法其實並不複雜:

 一、國科會晉升為「科技部」,部長總攬全國科技,並負全責。

 二、「行政院科技顧問室」改名「科技部顧問室」,不再有決策權。

 三、中研院專責提升台灣學術研究水準,原屬於國科會的學術研究撥款(funding)業務,由中研院來接手。

 四、中研院院長同時擔任總統的科技最高顧問;與行政院科技部的互動,則遵循府院的溝通機制。(作者為台大醫學院教授/醫師)


Thursday, April 23, 2009

消費救經濟兩大樣板

消費救經濟兩大樣板

在 全球經濟一片蕭條之中,各國之間已逐漸顯現不同的景象。台灣今年的成長率必負無疑,但官方與許多民間研究機構還十分樂觀地預估,大約負成長3%左右。不過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就不客氣地指出,台灣將負成長7.5%,在四小龍之中僅勝過新加坡。然而中國大陸的成長率則看法分歧,儘管IMF的預測值下修為 6.5%,但除了官方努力要保八之外,若干機構如高盛則樂觀地認為會在8%以上。

當然,經過半年來金融海嘯的洗禮,全世界的預測機構都出盡洋相,經濟預測幾可以一夕三變來形容,用拇指法則來揣摩都可能更為準確;不過從這些善觀風向的預測機構的口風中,也可以看出一點趨向:對大陸景氣的判斷要樂觀得多。

兩岸之間在金融海嘯期間的表現,原本是唇亡齒寒的最佳例證,而其始作俑者正是中國大陸揠苗助長的「騰籠換鳥」政策。如今似乎此消彼長,其中應有些端倪可供玩索。我們認為藉提振消費救經濟的不同做法,就是最好的觀察樣板。

首先高喊激勵消費救經濟的,無疑是海峽此岸,回溯到去年6月首先大聲疾呼的本報社論,更可目為全球先聲。

只不過馬政府視若無睹,直到去年11月眼見主計處即將發布第三季經濟衰退的噩耗,才急就章地推出消費券政策。

由於大手筆一擲837億每人發3,600元消費券,時機又選在農曆年家家戶戶採購年貨的高峰,一時間掀起一場有如嘉年華會的歡樂氣氛,及時拯救了原本可能 垂頭喪氣的團圓佳節。這樣的熱鬧景象也喧騰國際,港、日、中等都紛紛主張跟進。但除了像放一場超大煙火剎那間製造的歡樂氣氛之外,消費券政策整體而言是失 敗的。

最近針對2萬多民眾做的抽樣調查,五成將消費券用在原本要買的東西上,完全沒有乘數效果;今年1、2月的消費調查,也發現消費未見多大起色。原因早在去年 6月我們已明白剖析:第一,全面發放,所得寬裕、存款不知如何動用的家庭,絕大多數不會因而新增消費。第二,發消費券,但未配合促銷某些國產財貨,不僅不 能聚焦,而且許多耗費在進口商品上。第三,消費券未搭配部分自付,因而總消費不易擴大。本報社論當初建議,至少50%自付,將消費額加倍;同時配合太陽能 熱水器、光電板等,與國內廠商協商打折優惠,正針對這兩者。

事過境遷,當然我們無法堅持當初的建議必定可行而有效。但就在近幾個月,當對岸高層發現經濟惡化程度遠高於預期,而且保持經濟與社會安定的起碼成長 率,8%,可能無法守住,乃大力提振經濟。人民幣4兆元的振興方案固然震撼全球,但跟我們的四年5,000億一樣,多半中看不中用;因為大型公共建設前置 作業期太長,遠水難救近火,要幾年後才在錯誤的時機見效。不過與此同步推出的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則大獲成功,不但充分發揮擴張國內需求的作用,連台灣都 得附驥尾,讓面板業、IC設計沾了不少光。

不過,認真推究,這正是我們所建議的激勵消費的變化版:第一,補貼對象是選定的窮鄉,其邊際消費傾向高於一般省份,乘數效果最大;第二,補貼只到20%上 下,欲購買家電、汽車者,還要從積蓄中自付八成左右,因而總消費會擴大到五倍之譜;第三,補貼商品基本上是國產的家電、汽車,對農村居民多屬新增消費;支 出的標的集中,對國內產業有立竿見影的激勵效果。

由此觀之,海峽兩岸這兩個樣板,一正一負;當馬政府思忖再發一次消費券時,請以此為鑑。

【2009/04/24 經濟日報】



Monday, April 20, 2009

生技起飛還有機會嗎

2009/04/14 中國時報
生技起飛還有機會嗎
許世明
主題:
觀點
標籤:
生物科技業
張貼者:
wanling

 行政院為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發展,推出「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內容涵蓋成立生技創投基金、成立產業化研發中心、整合育成中心及建構台灣食品藥物管理局等四大面向。然由於振興方案相關配套與實施細節未公佈,基本面不易在短期內改善,台灣生醫產業短期內並不會因政策而有實質利多。

 國際專家一致認為台灣沒有發展新藥的完全環境。雖然台灣擁有優勢的電子產業為奧援,政府初期投資也可能選擇醫療器材產業為投資標的,以目前規畫台灣並無發展高階醫療器材的條件。中、低階醫材又礙於市場侷限,嚴重缺乏投資誘因。中國在美國藥物食品檢驗局登記的醫材公司數目快速增加,已大幅超過台灣的公司數目與規模。

 台灣很難進入高階醫療設備的市場;此類計畫將花費數年研究與發展,並且需要完成許多訓練,結合不同領域,包括醫生參與研究計畫。研究計畫必須聘用可以設計產品的團隊。或許國人自認擁有這些多元化的資源,但是要整合這些資源,從以前到現在都很困難,也沒有成功的經驗。

 台灣進入高階醫療的最大障礙應該是「品牌認知」。電腦斷層掃瞄儀和核磁共振掃瞄儀的市場是奇異,西門子和飛利浦三強鼎立。連日本東芝和日立都漸漸失去市場地位。中國也開始進入這一影像醫療器材的市場。事實上,他們的產品已回銷美國。最近大陸已有一個電腦斷層掃瞄儀公司被西門子併購。

 台灣原先在超音波的技術,例如核磁共振引導的高強度聚焦超音波或有些機會;但十餘年來研發的整合與資金取得卻困難重重,也鮮少被關照。最近數個中國公司已積極踏入此領域,搶爭先機。

 解決上述的積習困境,政府應該檢視現有機構的績效,整合整併,集中力量,找對方向、找對的人來帶領計畫。不應將有限資源平均分配,或舊有機構做不好,又毫無目的地新增機構;也不是成立創投基金就可解決了得。

 筆者認為,目前台灣在生醫產業,短期內只有三個領域機會:

 一、國際醫療產業:醫療產業並非當前以醫界熟悉「衛生署健保」架構下的形式為之。「國際醫療產業」應該是一種反向性的輸出,要讓顧客到台灣來消費,才有助於「本土」人口就業與整體經濟的蓬勃發展。

 二、因應老人化社會來臨,部分歐美的保險業者有意加速推動「居家醫療及預防醫學」與「顧客責任制的健保」概念,都是加速個人化或居家醫療器材未來成長的助力。台灣應有機會踏入此代工或外包產業。

 三、生物商業(Bio-Business):生物商業涵蓋傳統和現代的「農業」、「製造」與「服務業」。其內容亦包括農、漁、畜牧業、食品與食品加工處理業、衛生保健、運動器材、紡織、環保與工業生技業(廢棄物處理)等。生物商業與人類生活、生命和生態有關。(作者為台大醫學院教授,前新竹生醫園區執行長)


從法國紅酒看台灣文創產業的思考侷限

從法國紅酒看台灣文創產業的思考侷限

* 2009-04-19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行政院院會日前通過文化創意發展法草案,希望對文創產業的推動加把勁。該草案第二條將文創產業列舉了十三項,包括視覺、音樂、展演、工藝、電影、廣播、出版、廣告、設計、時尚、建築、數位休閒、創意生活等。在該條說明欄,行政院也引用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創產業的定義、英國對創意產業的說明,來支持其涵蓋範圍的合理性。基本上,我們認為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絕對有提升發揚的空間,也該往這個方向努力。但是行政院版的文創產業規畫,實在令我們心有疑慮。以下,我們分別從產業範圍、文化內涵等角度予以評析。

 一般人談文化創意,總是將範圍限縮在戲劇、繪畫、音樂、文學、雕塑等領域。這樣僵化的定義並不能說錯,但卻像是依文建會職掌描繪的「自畫像」,產業視野則顯然不夠開闊。舉個具體例子:我們認為「法國紅酒」大概是二十世紀推銷最成功、產值最豐厚的文化創意產業。法國的地中海氣候適合產葡萄,這不足為奇;但他們能將土壤與葡萄種苗做細膩的分類,又將產區、村莊、酒堡做市場的切割,從而發展出評分、年份、品酒、行銷、漫畫、窖藏、拍賣、屯積等一系列的周邊文化,真的是網路綿密、創意十足。法國人將這樣一個單純的農產品衍生文化,發展成如此蓬勃、產值達數千億的紅酒產業,橫掃全世界,堪稱典範。但類似紅酒文化的產業,似乎怎麼看都不在文創法第二條所列項目之中,這令我們既疑惑又困擾。

 從這裡,我們就不難看出窄化定義文化產業的偏差。台灣有沒有類似葡萄酒文化產業潛力呢?可能有:如烏龍茶,似乎就有相當深厚文化底蘊,值得從產業面大肆發揮。台灣高山茶有品種、有季節、有沖泡方式不同、有回甘體驗差異、有創作靈感聯想、有適當的產量限制、有茶具陶藝的搭配、有高低價格的差異,幾乎是得天獨厚。但是烏龍茶、包種茶就像葡萄酒,無論如何也不是文建會主管,更不會有舞蹈家撈過界去構思什麼茶藝產業。因此,由文建會、文教政委去構思文化創意產業,自然就只會侷限在那十幾項騷人墨客的傳統「文化」範疇,而難以跳脫了。

 但是反歸根本,文化是什麼呢?它其實是人類歷史遺跡或人類文明的綜合呈現。從這個角度來看,古坑咖啡是文化、墾丁春吶是文化、漁人碼頭的海產是文化、清明節掃墓是文化、連台北永康街攤販小吃都是廣義的文化。我們當然同意台灣對外的文化呈現該有所篩選,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莫名其妙地將範圍限縮在戲劇、音樂等狹義的活動。更何況,當我們討論文化「產業」時,那就更要有寬廣的視野,不能固步自封。雲門舞集與朱銘雕塑,都是極具震撼力的台灣文化呈現,但若以產業的角度思之,卻未必有多少產值。如果文建會的目的是向外國人鼓吹台灣的文藝呈現,則前述二例絕對是經典。但若重點在文創產業,則就該從廣義的文化活動中去尋找利基,絕對不能侷限在文創法第二條的小框架內。

 正由於文化是人類文明總稱,要以產業觀點推展台灣的文化,那就要有「全面行銷」思維。文化是有歷史性、地域性的,因此世界各國各地,都有其獨特文化資產,並沒有哪一國哪一地有所謂文化產業「優勢」:這與國際貿易理論中各地皆有相對優勢論述截然不同。一般有形產業,其發展講究技術的領先或成本的壓低,但文化產業重點卻不在技術與成本,而在於自身特色的包裝與呈現。再以法國紅酒為例:法國人原本著重勃根地與波爾多地區果味單寧甚重的高價紅酒,但後來卻能別出心裁,推出薄酒來(Beaujolais)淡酒,創造節日、鼓吹暢飲、推動村莊,硬是把原本屬於次等的紅酒給推銷出去。薄酒來的成功,使法國的紅酒產業更上層樓,既提升產值又照顧農民。

 無論如何,紅酒或烏龍茶都不歸文化部會主管、也不在文創法所列十三項產業活動之中。行政院如果真心要推文化創意產業,除了問文建會「什麼是文化」之外,更要問張忠謀與施振榮等企業家,「什麼是產業」?


Monday, April 13, 2009

想深一點

想深一點
文/iThome (記者) 2009-04-13

產品除了做出來這件事情之外,還有更重要的部分,就是市場行銷的資訊,錯估整個市場規模,往往造成產品叫好不叫座的悲劇。

我們常常都會有一種錯覺,當一個產品在市場上出現的時候,往往會以為這是幾個月前才開始設計製造的。很多市場上成熟熱賣的產品,的確可能這樣,因為已經成熟氾濫到大家都可以做,所以會有所謂的公板出現,套上外殼穿上衣服,馬上就可以變出新花樣。

不過這些成功產品的濫觴,也就是當初第一批開始做的人,其實背後可能花了一兩年的時間來設計、研發,最後才成功上市。很多公司裡面,工程師興沖沖地做出了原型機,總以為產品很快就可以量產,因此,當老闆在猶豫的時候,我們便不免懷疑,老闆在想些什麼?

試水溫是所有老闆都想做的事情,用最小的資源投入,試看看是否可以進入這個市場。不過這也往往成為誤判的開始,因為這樣的測試,資料量很少,很容易變成強化自己直覺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客觀判斷。而且,從雛型系統開始,到真正產品能夠量產,這中間經歷過很多的研發磨練,這也很容易誤判真正的時間。例如,我們給客戶的雛型系統雖然OK了,但實際上這可能只占產品上市時程的1/10不到。更何況產品除了做出來這件事情之外,還有更重要的部分,就是市場行銷的資訊,錯估整個市場規模,往往造成產品叫好不叫座的悲劇。

常常有人提出來,建議大家應該要在採取行動之前先想清楚。怎樣算是想清楚?「就是要既廣且深,而且要有足夠的數據作為佐證」,有一個上市公司老闆是這麼說的,「沒有看到足夠的數據之前,都只算是胡思亂想。」數據的獲得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為單單憑我們的推敲,或者勉強湊出的數字都是沒有用的,必須要問到實際正確的人,做過實際的實驗,才能知道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有些人怕想多,因為要取得的數據就多,而且整個時間拉長,造成更嚴重的問題。不過很多成功的長輩都表示,不但要想多,而且多想,反覆咀嚼,將這個決策樹放在心裡面,隨時拿新的資訊來鍛鍊,漸漸地就會從大家害怕的混沌狀態,逐漸收斂到清晰明瞭的狀態。孫子兵法也說:「多算勝, 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局限在特定範圍的決策,算是賭運氣的行為,有些人運氣很好,直覺很靈,所以都可以在剛開始的時候連打幾個勝仗,但是當戰局拖長,時間變久之後,少算的缺點一旦開始暴露出來,接下來的仗就打得很難看了。

「Next Step」與「Next next step」是企管顧問建議的最簡單方式,類似我們下棋,如果能多考慮到兩步或者三步以上的人,勝算就越高。當我們捲起袖子要動手的時候,最好是已經想好未來兩三步要怎麼做之後才動手,否則效率會很差,尤其是架構性的事情,更容易在未來成為整個設計或者是組織的障礙。

要去想兩三步以後的事情說來簡單,執行起來可不容易,因為這種事情很麻煩,第一步做完之後會有多種可能性,導致思考第二步的時候,計畫的可能性會發散得很嚴重,更何況大多數的問題往往是要靠第一步的結果才能確認第二步該做什麼事情。「所以說經驗很重要」,建議這種作法的顧問認為,「第二步與第三步的推演,都要靠經驗,也要靠試算。」他的看法是,雖然第一步驟的結果可能有很多變化,但是如果有經驗,或者事前都計算過,其實狀況應該都是在掌握中,所以第二步與第三步的規畫,並非以瞎子摸象的狀況在進行。

另外,「結果倒推法」也是不錯的方式,例如我們明知道某項技術在量產上會有問題,就不應該貿然去發展該技術,而是先研究看看是否能解決量產的問題,再來進行技術的後續研發。因為很多研發步驟後段的考量因素,是決定產品能否拿出去賣的關鍵,「因為沒辦法量產的東西,就不能賣錢,技術再好也沒有用!」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但是話又說回來,雖然很多人明知量產會有問題,但是往往會潛意識地抗拒在一開始就解決,導致到後來得花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來處理,甚至沒有辦法出貨。這種結果倒推法,其實也都是要靠經驗,尤其是失敗的經驗。

業界常常會有一種現象,當某些知名的品牌大廠做了某些事情之後,大家就會開始推敲,「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或「為什麼他們不那樣做?」這兩個問題都很耐人尋味,因為品牌廠做事情,背後一定有他的道理,值得當作教材研究學習。很特別的是,這些推敲很難有正確答案,有很多事情直到很久以後,聽人家解釋前因後果,才會恍然大悟,拍案叫絕。

不過資訊的補充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資訊不足的情況下,怎樣做都是在小圈圈裡面打轉,強迫列出問題而已。想要深入,其實不能光是羅列各種絞盡腦汁所產生出來的「項目」,而是必須要先思考,這個問題的核心是什麼?本質是什麼?才能避免列出一大堆無意義的工作項目。所以有人說,要想得深一點,首先就要想簡單一點,找出最重要的那一點再來衍伸,就可以真正地想出那種讓人讚嘆不已,而又百發百中的妙招了!

作者簡介:
吳俊瑩-iThome電腦報技術主筆

台灣四個驕傲

百年思考—台灣四個驕傲

燒 餅、油條、豆漿伴隨二、三、四、五年級生的成長,也烙下台灣歷史源流的脈絡追尋,如果歷史追尋是一種感動,這種感動仍在我們四周。每逢周末,我都會前往台 北市忠孝東路善導寺對面的阜杭豆漿店,擠進排隊人潮賞味口慾,讓自己在思考的十字路中,尋找那隨時可能浮現心頭的台灣未來。豆漿店內帶頭巾工作的中年婦 女,汗水與移動的腳步一樣多,快速繁忙的內容點出了台灣島民生存韌性的驕傲。

百年來台灣走得並不平順,1895年4月17日,中國李鴻章與日本伊滕博文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下馬關條約,其第二條訂下台灣全島及所屬澎湖等群島永歸日本。這是台灣人心碎最大源頭,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逼出台灣人山不轉路轉的伸縮性格,催化台灣企業家藐視成規的草莽性格,只認目標不講原則的闖勁,成就台灣企業的燦爛。漂泊、拓荒、闖勁,塑造台灣人浪跡天涯的剛毅與堅韌。

優質的台灣思索來自台灣四個驕傲—2007年次貸風暴以來,台灣不曾出現經常帳赤字,即使在最嚴峻的2008年第四季,台灣出口大幅衰退24.86%,單季仍有63.17億美元貿易順差,全年經常帳順差達250億美元。

而同樣出口導向的南韓2007年12月出現貿易逆差,2008年全年逆差130億美元,經常帳赤字64億美元;日本2008年經常帳雖有順差1.16兆日圓,但2009年1月已出現赤字達1,728億日圓(約18億美元),逆境中台灣展現了第一個驕傲。

再看外匯存底變化,南韓2008年3月創下歷史新高2,642億美元後一路下滑,全年減少613億美元,2009年2月為2,056億美元;而2008年台灣外匯存底增加214億美元,2009年3月更突破3,000億美元歷史新高,居全球第四位,以穩健紮實的出口貿易結構與產業基礎,吸引大量海外資金回流,這是台灣第二個驕傲。

全球高科技業代表—費城半導體指數,4月5日收盤249.61點,上漲12.5%,率先遠離2009年初221.91點。該指數內容為3C產 品上游源頭,景氣轉折標竿,費半指數領漲,拉出景氣脫離谷底的先兆。加上APPLE、INTEL、Broadcom及Qualcomm股價創六個月新高反 映需求回升,不論來自歐美訂單回籠或是中國大陸刺激內需,台灣都在第一時間連動,台股2009年上漲20.4%,全球僅次中國,30年企業辛勤經營打下台灣在全球的舉足輕重,這是台灣第三個驕傲。

特別是半導體產業,全球前二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與聯電,客戶包涵全球各大IC設計公司,日月光及矽品在封測產業市占率也超過60%;光電產業2008年全球大尺寸面板總出貨4.39億片,台灣以44.1%市占率領先南韓43.5%。

在PC產業,2008年全球1.32億台NB總出貨量中九成由台灣代工,廣達、仁寶、英業達、緯創與和碩五大廠囊括85%出貨量;在通訊產業,手機代工市 占率雖不到15%,但在高成長的智慧型手機中台廠表現毫不遜色(2009年智慧型手機預估成長20%,整體手機將衰退6%),2008年全球智慧型手機1.71億支,宏達電總出貨量1,203萬支,穩居全球第四位,加上由台灣優秀供應鏈打造出蘋果iPhone銷售大成長245%達1,330萬支,及市占第二名、美國歐巴馬總統最愛RIM黑莓機,也在台灣PCB與連接器供應商支援下,進逼NOKIA,這是台灣第四個驕傲。

台灣四個驕傲打造百年思索,全力外拓台灣產業製造鏈,將勝過內需擴大與服務業加大的追求。

台灣2,300萬人口,3,900億美元GDP,成就不了內需所可能催化出的成長跨越,2008年外來人口參訪僅372萬人次,對比同時間法國人口 6,412萬人,卻有7,000萬人次外來人口參訪,也點出台灣發展觀光產業的困惑。30年製造業基座以強大系統組裝廠培育出PCB、連接器、被動元件、 石英元件、LED、機殼、鍵盤、電池、電源供應器等完整供應鏈,製造價值全球第一,島民要用價值看台灣,不要讓心中只有價格玩台股。

(作者是呂張團隊投資總監)

【2009/04/13 經濟日報】



Friday, April 10, 2009

新時代的戰場

新時代的戰場
文/iThome (記者) 2009-04-09

低價不一定是宿命,消費者願意花他們承擔得起的錢,來購買他們想要的東西,可是消費者心裡面的last mile(最後一哩)是什麼?其實就是最詳細的說明與疑慮澄清,這件事情除了花錢砸廣告,就只剩下透過網路和自己主動與消費者接觸這兩種方式才有辦法達成了。


製造產品是最有成就感卻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事情,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各行各業的經營者,一直催眠著微利時代的來臨,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覺得微利是一種常 態,必須要如此。消費者希望用最低價格買到最好商品,製造商品的我們,則不停地想辦法把別人手上的利潤拿到自己手上,不管是透過採購的殺價,還是乾脆把別 人的東西拿來自己做。

總之,所有產品都被事先畫好了一個價格天花板,這個天花板跟古墓奇兵裡面的陷阱一樣,還會不停地往下降,讓底下的生產廠商喘不過氣來。每個老闆都是苦著臉委屈地說,賺十次的錢不如賠一次的多;也有很多公司把錢都卡在庫存裡面了。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販售商品這件事情是通路的能耐,因此通路決定了產品的命運,也主宰了製造產品的廠商們的命運。產品好不好賣,漸漸地有了一些經 驗法則,大致上就是「跟」,只要什麼產品賣得好,趕快跟就對了,跟得快就可以撈一票,跟得慢就滿屋子庫存。我認識很多志向遠大的朋友,他們認為這種跟風太 不長進,想要自己設計產品來販售推廣,很可惜的,這些年下來,賠錢的比較多,賺錢的比較少。因為新產品需要花時間介紹給消費者,但是通路哪來那麼多時間幫 我們的產品解釋?一個店員要負責的產品太多了,而且顧客才不希望有人跟在旁邊一直解釋,自己逛才比較舒服。我一直很為這些不願意抄襲別人,投入心血與心力 去實現創意的朋友叫屈,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公平,劣幣驅逐良幣。

前幾天遇到一個朋友,他專門做小眾市場,獲利很好。他跟我講一個故事,是三國演義裡面有名的空城計。空城計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孔明之所以能 讓司馬懿退兵,是因為他不把我們看到的時空當作戰場,而是將戰場搬到了司馬懿的心裡面,要是孔明真的被司馬懿給抓起來,司馬懿的兵權就要被皇上拿回去了, 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那他還能如何實現奪取天下的野心呢?

我說,這個故事太深奧了,司馬懿跟我們的客戶有什麼關係?

他說,不是司馬懿的問題,是戰場在哪裡的問題。做產品如果把戰場設定在跟通路商談判的那張桌子上,那就是價格問題;如果把戰場設定在通路上的店鋪 裡面,那還是價格問題,差別只是殺價的人從我們跟通路商,換成通路商的店員跟消費者。如果我們把戰場設定在消費者的心裡面,那就不是單純的價格問題,而是 需求的問題了。產品最難的,就是把特定的需求送到特定的消費者手上,因為特定的消費者數量稀少,分布又很廣,實在不符合實體通路的效益。想想看,每個店放 一兩件產品,消費者想找也不一定找得到。所以必須要有專賣店,或者直接從網路商店銷售。

「你必須要真正了解你的客戶」,他說,「而不是只想做一個技術上可行的產品。」這個道理之前也聽說過,國內有個知名上市公司老闆,要求員工在做國 際貿易時,要先了解那個國家的文化、風土、民情,實際去看去了解對方的需求,才能跟客戶溝通。同樣的,當我們想賣創意產品的時候,也必須要真正去了解,客 戶的心情是什麼?賣衣服的要思考客戶為什麼想穿這種花樣?賣玩具的也要想這個玩具適合自己玩還是送人?賣機器設備的也要想想,這樣的設備是要賣斷還是租 賃?以上問題,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答案都不一樣,因為有些地方有錢,有些地方有人力,有些地方則喜歡玩樂。要做出讓客戶愛不釋手的東西,而不能只是用比率 法則,認為某個類似的產品有個大市場,然後我們的產品也可以分到幾個百分比,最後算出一個自己滿意的數字,可是實際銷售卻沒有這麼樂觀。

我們常常把戰場設定在自己心裡,甚至還沒到通路商的談判桌上。我每次遇到那些產品賣不好的朋友,他們總是在說:「太奇怪了,我想不通那種東西怎麼 可能會有人買?還賣那麼好?!」當我們走出去,跟那些不是劈頭就講價錢的人聊一聊,常常會發現,我們根本是在不對的戰場上打仗,白白浪費時間與金錢。很多 產品其實都是我們假設有這樣的戰場存在,或者從技術的角度出發可以是這樣子做,但是距離客戶的需求仍然還有一大段,然而我們往往仍武斷地認為消費者應該會 買,因為我們已經為他們做了這麼多。

低價不一定是宿命,消費者願意花他們承擔得起的錢,來購買他們想要的東西,可是消費者心裡面的last mile(最後一哩)是什麼?好好地思考如果把戰場擺在消費者的心裡面,我們應該要做什麼?還有什麼重要的資訊沒有獲得?最後一哩的差距銜接上了嗎?

並沒有說一定要靠通路來賣產品,沒有人會幫我們去找客戶,既然是市面上沒有的商品,那就得走出去,用網路或者是面對面行銷的方式,直接將訴求送到 消費者面前。有很多時候,那個最後一哩其實就是對消費者最詳細的說明與疑慮澄清,這件事情除了花錢砸廣告之外,就只剩下透過網路還有我們自己主動與消費者 接觸這兩種方式才有辦法達成了。

作者簡介:
吳俊瑩-iThome電腦報技術主筆
交大電子工程系、臺大電機研究所、政大科技班畢業,身兼IT/電子技術顧問和某小型電子公司研發處長。


Wednesday, April 08, 2009

劉內閣還需要召開這麼多全國大會嗎?

劉內閣還需要召開這麼多全國大會嗎?

* 2009-04-09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今年以來行政院開了不少全國大會,1月份召開全國科技會議、3月中旬召開全國公共工程會議、3月下旬接著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全國會議,4月中旬即將登場的是全國能源會議。內閣光是忙於這些大會的會務即耗費大半時間,如此一來還有多少精力能好好思考台灣的未來?

 十年前台灣難得召開這類的全國大會,但近年來開這樣的全國大會似乎開上癮了。2000年秋核四風暴烏雲罩頂之際,年底即開了一次「全國知識經濟會議」,次年年初再開一次「全國經濟發展會議」;這兩個會議都說要為未來十年的台灣經濟勾勒願景,但大會甫過沒多久,政府決定再開一個更大的會議,這即是赫赫有名的全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簡稱「經發會」。會議足足開了兩個月,在2001年8月的大會中得出洋洋灑灑300多項共識,當時的總統陳水扁在閉幕時承諾將推動開放的兩岸政策,營造政黨合作的平台,並要求秉持「三個決心」和「一個貫徹」執行會議結論。

 這幾場大會熱鬧不在話下,但大會的共識並沒有對台灣政經情勢帶來新的契機,政黨間的互信只要碰上選舉立時崩潰。經發會「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經貿政策共識,不久即被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而會中沒有獲得共識的土增稅率減半最後反而被付諸實行。由此看來,開會何用?共識何用?沒有共識又如何?這300項共識到底執行了多少?最後已無人聞問了。

 這種開大會的治國方式近年愈來愈密集。2004年政府擬發展服務業,於是又浩浩蕩蕩的召開一次「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這次大會極為壯觀,選了12項服務業,訂定了13項旗艦計畫及11項主軸措施,宣誓振興影視產業、推動區域金融中心、提升服務業競爭力等。四年過去,如今國內影視產業依然難望日、韓項背,而區域金融中心未成反倒釀出許多金融弊案。世界貿易組織(WTO)日前公布2008年全球服務貿易排名,台灣更由2004年的第24落至第28。這份統計說明了這場全國會議所提的計畫,由於沒有徹底落實,至終仍舊難以讓台灣服務業振衰起敝。

 令人嘆為觀止的是,2004年秋天才開完服務業發展全國會議,一年後經濟部竟然又召開一次「全國商業發展會議」。商業本是服務業中的最大部門,才開完服務業發展大會,怎麼又來個全國商業發展大會?令人百思不解,但是這場會議照樣又獲得了58項結論,這些結論到底執行情形如何?恐怕早已為百官們所遺忘。

 還不僅如此,2006年夏天政府又動員內閣轟轟烈烈召開了一次「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通稱「經續會」。這場大會獲得了516項共識,結論之多創下歷史新紀錄。內閣依據這些共識,規劃出「三三三衝刺方案」,宣稱要讓台灣於2009年平均每人 GDP升至2萬美元。惟這些方案隨著內閣改組,自然又是無疾而終。投入龐大資源召開大會後的結局如此,豈不令人浩嘆!

 以上的大會,只是舉其犖犖大者。政府每場全國大會總得在全台各區先行召開預備會議,所耗費的時間、人力、預算不在少數,這樣的投入若能使朝野、官商同心,認真執行會議結論,以致讓台灣擺脫困境,大會的召開是值得的。但是歷數近8年大會,合計的共識何止千項,但執行落實的究竟有幾項?持平而論,若真正好好徹底執行其中十分之一的共識,台灣今天經濟的附加價值率豈會年年滑落?出口排名又豈會每況愈下?

 馬政府是該傾聽人民的聲音,但傾聽不代表要勞師動眾召開全國大會。過去8年來的經驗再明白不過,開全國大會弄到內閣人仰馬翻,即令最後獲得千項共識,若不能嚴格貫徹,夫復何用?這8年全國經濟大會的經驗告訴我們,努力開大會,不如努力執行已拍板的政策。執行政策時尤須揚棄傳統管考模式及無意義的量化評估,重新建立新而有效的管考機制,才不致使一切政策全進了檔案架。我們認為,當前內閣最迫切的工作絕不是開大會,而是嚴格把關,全心全力掌握政策執行的成效。也惟有如此,才能讓已宣佈的諸多提振景氣對策迅速落實,台灣在這一波變局中也才可以轉危為安。


行政部門在乎食品安全嗎

行政部門在乎食品安全嗎

* 2009-04-09
* 中國時報
* 【■吳豐山、程仁宏、楊美鈴】

 安全的食品是國民的基本人權,監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會有鑒於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之預算、人力均有不足,掌理全國食品衛生安全,恐力有未逮,幾個月前推派吾等組成專案小組深入調查,發現行政院及衛生署有四大疏失:

 一、行政院未能順應世界潮流,成立行政院層級之「食品衛生安全委員會」,俾作為跨部會間業務垂直整合、溝通協調之平台,令人不解。

 近年來,狂牛症、禽流感、口蹄疫、黑心食品、三聚氰胺毒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頻傳,對消費者的生命安全構成威脅並引起心理恐慌,更造成全球食品貿易及經濟的鉅大損失;加拿大、日本、歐盟暨中國大陸紛紛透過立法、設置專責機構及增列預算、人力等措施,以強化對食品安全的監督管理,然而行政院說要成立「食品衛生安全委員會」,卻迄今仍未成立,以至於食品安全施政失去全盤掌控,難怪弊病叢生。

 二、衛生署之食品衛生處現有業務經費拮据,單位預算配置嚴重失衡,較諸國際更相形見絀,其輕忽食品安全業務,殊有未當。

 衛生署九十八年超過四二○億元之業務費總預算,其中食品衛生管理之業務費預算僅八一五○萬元(少於千分之二),落人「在衛生署施政優先順序上:醫療永遠擺第一、藥品其次、傳染病防疫第三、食品衛生殿後」口實。而我國九十七年食品衛生行政管理經費總預算,平均每位國民僅有十一元、日本為四十五元、美國為一六○元,足見其經費編列嚴重不足。政府一項硬體建設動輒數十億,卻常成為「蚊子館」,對攸關二千三百萬人民飲食安全的大事,一年只願意編列不到一億元經費,實在荒唐!

 三、衛生署食品衛生處之現有人力不足,顯難肆應當前業務之需要,核其未能適時補足必要員額,亦未綢繆替代方案,均有疏失。

 九八年度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預算員額為二十九人,占該署總編制數八.二九%。而我國與美國、日本、英國及香港等先進國家或區域食品衛生行政管理人力之比較,顯示出我國人力配置除了略優於日本之外(但其每位國民分配預算數為我國四倍),相較於美國人力優於我國十四.六倍、英國人力優於我國二.八倍、香港人力更優於我國十七.七倍,足見我國食品衛生行政管理人力編制十分短缺。

 解決之道,端賴衛生署能否先就業務流程進行檢討改造,以紓解用人需求,並籌謀各項勞務替代方案來分擔其業務超負荷量,惟查該署並未能適時補足必要員額,亦未綢繆替代方案,致遇有食品安全突發事件,人力調派時常捉襟見肘,疲於奔命。

 四、衛生署未能積極落實執行「食品安全與營養白皮書」,無從維護國民免於「臨食而懼」之基本健康權益。

 衛生署於九十七年會同行政院農委會、環保署、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共同編撰《食品安全與營養白皮書(二○○八─二○一二)》,以做為未來政策指導性原則,然查九十七年迄今,該白皮書之行動方案,囿於現有人力、經費短缺等因素,大多未能付諸實施,例如「未成立風險評估機構」、「未建立食品追溯系統」、「未實施國家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未強化食品安全預警系統」…等,徒使白皮書所揭櫫之崇高理想目標與解決問題之策略宛如「紙上談兵」,流於聊備一格之文書作業,令人扼腕。

 保障全民食品安全,提升營養保健品質,乃衛生署責無旁貸之使命。由於食品問題類別眾多、數量龐大、通路複雜,且涉及多層級跨部門的職掌,欲有效提升其安全把關能力與密度,建立風險控管及有效預防機制,衛生署勢須投注較諸以往更多之人力、經費,才能達成預期目標與效益。(三位作者皆為監察委員)


專業偏執有時比政治偏見更可怕

-專業偏執有時比政治偏見更可怕

* 2009-04-09
* 中國時報
* 【■王健壯】

 台灣的政治氣氛最近明顯有日趨保守的跡象,其中NCC的保守傾向,尤其令人擔心。

 NCC這屆委員個個勤於任事,也備極辛勞,但「勤」與「勞」並非檢驗NCC作為的標準,NCC決策的對錯與否、進步與否,才是檢驗的唯一標準。

 以角色定位來說,NCC祇是通傳秩序的「管理者」,並非通傳內容的「控制者」,因此NCC任何以管理秩序為名進行內容控制之實的作為,都是越權。也就是說,即使NCC委員再怎麼有道德感、使命感或專業素養,他們都必須要克制住干預內容的衝動,否則即使干預有理,也是不合法不合憲。

 更重要的是,NCC委員絕不能「瑣瑣以為能,察察以為明」。NCC委員祇有區區幾位,幕僚也不多,施政本來就該抓綱抓領,類似「童顏巨乳」這樣的廣告案件,理應以「但可寬則寬」的態度去看待處理,否則,真要查辦所謂有性暗示或有物化女性之嫌的案子,NCC可能從年頭辦到年尾都辦不完;更何況,比「巨乳」案「罪行」更嚴重者多不勝數,查辦結果如果竟是查此而放彼,或罰此而縱彼,當事人何以心服?NCC權威又何在?

 幾年前,美國FCC曾頒布《不雅管制令》警告電視台,甚至以巨額罰金威脅電視台,但ABC、CBS、NBC與FOX四大電視網,在不堪FCC企圖干擾內容的壓力下,聯名向聯邦上訴法院提出訴訟,控告FCC違憲。

 FCC認定的不雅內容包括:「F」與「S」開頭的字、性器官、排泄物、露胸、露臀,以及任何有強烈性暗示的「淫穢」字眼等等。但聯邦法院卻認為,FCC的管制令根本與現實脫節,並且顯然牴觸憲法第一修正案,因此判決FCC暫緩執行《不雅管制令》。

 而且,訴訟雙方當時也在法庭爭論「不雅」的定義究竟是什麼?例如,同樣一個「F」開頭的字,FCC認定《搶救雷恩大兵》男主角說的,未違背管制令;U2合唱團在頒獎典禮上講的,卻是不雅;兩套標準,自相矛盾,業者無所適從,FCC也難圓其說,法院當然要駁斥FCC的管制令。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曾批評FCC頒布《不雅管制令》,是想當「國家的保母」,也是「家父長制的惡之極致」。「一個人的粗鄙之詞是另一個人的抒情之詩」,這是已故美國大法官哈倫,在一件涉及「F」開頭字案件的判決主文中所寫的一句話,也是反FCC《不雅管制令》人士最常引用的一句名言。

 但FCC權力何以會如此快速膨脹?甚至常有越權之舉?主要是與布希執政八年所形成的保守政治氣氛有關。但歐巴馬上台後,已有許多學者提出廢除或改制FCC的主張,主要就是因為有太多人愈來愈擔心,FCC五人寡頭統治有太多不可測的風險。

 NCC委員的權力雖然不能跟FCC相比,也不像FCC有那麼強的政治偏見,但專業的偏執有時比政治偏見更可怕;如果《衛廣法》修正草案最後按照NCC的意見修正公布,「巨乳」廣告也被開罰,NCC即使未擴權如FCC,但保守如FCC卻是不爭之事實。

 再舉例說,在《衛廣法》修正草案說帖中,NCC委員有一段非常感性的呼籲:「我們(不管是本會委員、頻道經營者、廣告創意者、所有的收視觀眾、政府官員、民意代表)都有兒女、子孫,我們都希望下一代,子子孫孫,有一個乾淨的、健康的視聽環境,不是嗎?」

 但「視聽環境」能這樣期待嗎?也許NCC許多委員心中都有一個「小公視」,公共化帶來的乾淨健康環境,才是他們嚮往的烏托邦,但就像彭芸主委在《衛廣法》修正草案不同意見書中所講的:「總不能每一台都是公共電視吧!」用公共化的思維來管理商業化的廣電,這是錯誤的邏輯,當然會受爭議,更可能以失敗收場。

 NCC委員如果真想有所作為,就必須站在憲政的高度上扮演角色,不要被眼前的媒體亂象所惑,動輒跳進紅塵裡比手畫腳;更何況,國家法令各有所轄,政府機關各有所司,類似「巨乳」廣告是否不法,自有其他現行法令可管,NCC祇要做好對通傳產業「以極小化的干預」促成「極大化的創意」、「極大化的便利」,就已功德無量了。(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