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新世界(書摘)－中國之選擇機會
我們的新世界
96.11.14 【譯者 林茂昌-謝宗龍】
葛林斯潘曾被譽為「全球經濟的舵手」。在美國聯準會主席的十八年任內，輔佐美國五任總統解決無數全球性的經濟波盪。他不僅是一位冷靜自持的經濟學家，對於穩定金融更有超乎常人的天賦異稟。...
文／葛林斯潘
書名：我們的新世界
作者：Alan Greenspan著
譯者：林茂昌
出版社：大塊文化
ISBN：978-986-213-001-8
相關連結：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events/1111FM047A/index.htm
《我們的新世界》書籍封面。
我上次以聯準會主席身分拜訪中國是二○○五年十月，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及其夫人勞安在北京高雅的釣魚臺國賓館辦了一個小型晚宴為我餞行，釣魚臺國賓館是中國領導人用來招待貴賓之處。朱鎔基和我有機會在晚宴之前的正式茶會裡聊起來，而他談話的態度讓我強烈懷疑，他是否真的下臺了，因為官方報紙一直在報導他。對於我們二國間的重要事務他非常注意，也有最新的資訊，而見解深入敏銳，一如我們交往的這十一年。
當我們針對中國的匯率及美國貿易失衡交換意見時，他談論此事的那種精熟老練程度讓我感到訝異，即使在全球各地領導人中，也甚為特殊。多年來，我們已經討論過許多議題──中國如何使社會安全網不受國營企業瓦解之傷害、最佳的銀行監理模式、不干預中國剛起步的股市之必要性，及其他議題。
我覺得朱鎔基越來越有意思，當我知道我們可能無法再見面時，還有點傷感。他擔任副總理及中國央行行長時，我們就是朋友了，而且我很注意他的生涯發展。他是鄧小平這位偉大經濟改革者的思想傳人，當年鄧小平把中國從「腳踏車年代」帶進「機動車年代」，其意義不言自明。朱鎔基不像鄧小平一樣擁有廣大的政治基礎，他是技術出身；他的影響力，就我看來，來自江澤民之支持，江澤民是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的中國國家主席及一九八九年到二○○二年的黨領導人。還有，朱鎔基全面實現了鄧小平所提出的制度改革。
鄧小平是位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把中國從封閉的中央計劃農業經濟，轉型成經濟上令人敬畏的形象。該國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向市場進軍，當年因為嚴重的旱災，主管當局被迫把控制農民土地的嚴格行政管制鬆綁。在新規則下，農民可以把他們所生產的顯著部分拿來自用或銷售。結果非常驚人。農產品產量大幅增加，激勵進一步解除管制並發展農業市場。停滯了數十年之後，農產品開花了。
農業上的成功，鼓勵把改革帶到工業。再一次，把限制稍微放寬就產生超乎預期的成長，讓改革者想要加速邁向競爭市場平臺的主張得到動力。沒有一個倡導者敢把新模式稱為「資本主義」。他們使用像「市場社會主義」這樣的委婉說法，或是使用鄧小平的名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領導人非常有見識，不會看不出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矛盾及限制，以及資本主義成功的證據。真的，要不然，他們為什麼要擁抱這麼一個如此野心勃勃，卻又如此和共產黨傳統非常不一樣的創舉？當中國無可避免地一步步向資本主義道路邁進時，經濟進步已是人人皆知，早年的意識形態論戰似乎已經走進歷史。
我第一次踏上中國是在一九九四年，當時改革早已開始。我陸續去了好幾次。和所有的參觀者一樣，我印象深刻，而且每一次拜訪，都會覺得其變化太神奇了。中國經濟，從購買力平價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僅次於美國。一般而言，中國還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費國、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國，且已從一九八○年代的腳踏車經濟進化為二○○六年汽車產量超過七百萬輛的經濟，而其設備產能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摩天大樓從千年不變的田裡竄起。中國人幾代以來規定要穿的灰褐色制服已經被奔放的各種色彩所取代。而且，當所得隨著繁榮增加時，消費文化也出現了。廣告，一度是大家完全不知道的東西，今天則已經成為中國成長最快的產業，而沃爾瑪、家樂福，和Ｂ＆Ｑ等國際級零售巨人，則和新近創新出來的中國店家相競爭。
前不久還是集合農場的土地上，顯然已經實施了寬鬆定義的市區財產權；否則不動產、工廠，和證券的外人投資早就沒了。投資人的行為就好像他們預期可以在投資上得到報酬，並收回本金似的。而他們也做到了。○1中國人民後來獲得一項權利，可以買賣房子，這創造出累積資本的重要機會。我猜，赫南多‧德‧索托應該會很高興。而在二○○七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更周全的所有權法律，讓所有權得到國家級的保護。但其所擁有的財產權，和已開發國家比起來，還是差太多。徒法不足以自行，財產權還需要行政及司法系統來落實。就這點看，中國還是落後。公正的司法，目前仍是中國的目標。還有一些違法行為，特別是智慧財產權方面：到處是合作設廠的投資人抱怨把科技帶進新廠，結果被中國人的工廠抄襲，而成為直接競爭者。
中國不斷成長繁榮，大舉破壞了該國對共產主義革命根基的承諾。我已經和中國的財經官員開過無數次會議，我不記得有哪次聽過共產主義或馬克思這些字。當然，我所接觸的主要是「自由派」人士。我只參與過一次意識形態交換會議──一九九四年時，我和李鵬辯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李鵬是熱情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朱鎔基之前的總理。他對美國經濟事務非常熟悉，是個可怕的辯論對手。一開始就很清楚，我所面對的不是大學裡的那種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李鵬專心聽我仔細推論為什麼中國應該加速開放市場。他回敬我一個問題，如果美國對沒有管制的市場如此堅信不疑，那我要如何解釋尼克森在一九七一年實施工資和物價管制。我很高興他知道問這個問題。他不只是和現實世界有所接觸，而且，作為一個知名的強硬派，他的話聽起來幾乎完全理性。我的回答是，那次的物價管制乃是不當的政策，而唯一的優點就是再度證明物價管制行不通。我補充說，此後我們就再也不受此誘惑了。然而，我不打算改變他的想法。我們這二個辯論者都是可憐的政府官員，即使當錯誤證明出來時，也無權去解決錯誤。不論我多麼努力地想要改變他，或他改變我，我們二人沒一個可以在自己政府所主張的政策下公然改變方向。
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和李鵬交談了，二○○一年，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自由競爭的堡壘時，我只能好奇的想，他會怎麼想。我一向堅決支持以立法方式和中國建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我相信一旦中國完全接受世界貿易制度，中國人民的福利就會增加，他們會看到生活水準提升，而美國的企業和農民也會發現一個更歡迎他們，卻尚未開發的市場。二○○○年五月，在總統的要求下，我在白宮發表談話，希望把中國完全帶進全球市場，主張這個行動將能培養人權並強化法治。我告訴記者：「歷史顯示，任何除去中央計劃經濟並擴大市場機制的行動，一如ＷＴＯ之作為，毫無疑問，將會讓人權更廣為散播。」（柯林頓為了強調我出現的理由，惡作劇地補充道：「我們都知道，當葛林斯潘說話時，全世界都在聽。我希望國會今天也有在聽。」）
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機構也帶來其他的效益。現在中國的中央銀行官員在瑞士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個機構長期以來和資本主義國際金融相結合。周小川二○○二年接掌中國央行行長時，於一次ＢＩＳ的例行會議上，受到主要開發中國家央行代表的特別歡迎。周小川除了流利的英文和嫻熟的國際金融知識外，他對中國事務的公正評估是我們很難在其他地方得到的。他詳細說明中國金融市場的演進過程，讓我有新的看法。我二○○六年離開聯準會之後，在一個檢討國際貨幣基金方面的融資問題委員會上和周小川共事。他和他的同事，已經在短短幾年中，從孤立的中央計劃經濟，成為全球金融體系運作上的要角。
顯然，中國還吸收了許多西方文化。數一數二的國際銀行ＨＳＢＣ，過去二年已經在上海贊助數百萬美元的高爾夫球賽。高爾夫球場在中國各地冒出來，令人訝異的不是他們有球場，而是沒人認為這件事有什麼特別。○2很少有運動像高爾夫這麼象徵資本主義。蘇聯有職業網球手，但沒有職業高爾夫球員。我聽說中國的西式古典管弦樂團比美國還多。而當江澤民主席告訴我，他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舒伯特時，我冷不防地嚇了一大跳。這樣的文化，和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拜訪中國時的文化簡直有天壤之別。
我一直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是導致蘇聯滅亡的最可能原因。他們讓蘇維埃人民去接觸史達林及其大多數接班人所壓制的「自由」價值。象徵性的潘朵拉寶盒打開之後，各種理念在這樣的散佈方式下，蘇聯及其衛星國家的集體主義之滅亡只是時間問題。我覺得中共政治局在網際網路上控制資訊的作法已經得到相同的結論，他們不想看到歷史重演。
一九九四年，我站在天安門廣場一角，這裡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宣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處，我對中國現代化之困難重重只能感到驚訝──然而，最近幾年，卻又如此成功。這裡，五年前發生鎮壓自由屠殺學生事件，我還發現自己對一個十三億人口的社會，經過數代馬克思主義的教導，竟然能象徵性地絕處逢生，放棄小時候最易受影響時所被教導的價值。也許，儘管中國快速進步，那些價值比外表所呈現的還要根深柢固。雖然各地都有變化，毛主席的面孔還是印在中國貨幣上，暗示傳統的力量依然頑強。
共產黨透過革命取得政權，而且一開始，就是以帶來正義和為人民提供物質幸福為哲學作為政治上的訴求。然而，物質幸福只是人類所努力追求的一部分而已，無法單單靠此來維持極權統治。新繁榮的喜悅很快就會消失，而且一段時間後，便以此為基礎，衍生出更多甚至更高的期望。在上個四分之一世紀，生活水準迅速提升，並得到人民的支持。
但至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與生俱來的矛盾浮上檯面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幽靈在富裕加速的年代裡靜靜地躺著，到了二○○六年，被一個名叫劉國光的八十多歲退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吵醒，一項釐清並擴大財產權的憲法修正案被他給封殺掉了。他高舉共產國家的意識形態大旗，而且，竟意外地得到許多支持，在全國人大中得到勝利。其基礎來自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鞏獻田熱情的公開信在網際網路上流傳。為了回應馬克思左派的批評，胡錦濤主席聲明，中國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經濟改革。」我們等著看這場意識形態上的鬥爭，究竟是老一輩迴光返照，還是對中國資本主義之路更基本的破壞。二○○七年三月人民代表大會只作了微幅修訂，而其增修條文，正如我說的，令人振奮。
中國上一代領導人展現相當的創意，避開了幾乎是人人皆知的結論：儘管馬克思很聰明，他認為人可以加以組織以創造價值的分析卻是錯的。馬克思認為，生產工具歸國家所有，是社會生產財富能力和正義之基本設備。於是，在馬克思社會中，幾乎所有的財產權，在人民的託付下，都歸國家所有。個人財產權是剝削的工具，只會讓「集體」（the collective），也就是整個社會，付出代價。他主張分工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大家為單一目標集合在一起工作，將遠比市場整理個人不同的選擇還要有生產力。所有的這些典範，最後的仲裁者是現實。現實真的如其所建議的方式運作嗎？實際上的馬克思經濟體──蘇聯和其他地區──無法生產財富或正義，一如大家今天的普遍認知。集體擁有的想法失敗了。西方的社會主義，修正了馬克思經濟的錯誤，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不再要求所有的生產工具都歸國有。有些乾脆宣揚政府管制而不談國有財產以增進社會福祉。
鄧小平則從好的一面來看馬克思的錯誤，他忽略共產主義的意識，把黨的政權正當性，建立在符合十多億人口物質需求的能力上。他所採取的行動，創造出前所未見的每人實質ＧＤＰ將近八倍之成長，嬰兒死亡率下降、及平均壽命增加。但正如許多黨領導人所害怕的，以市場定價取代政府管制，開始削弱黨的政治控制力。
我在一九九四年拜訪上海時看到了這種現象。一名資深官員告訴我，他五年前被派去管農產品配給站。他告訴我，他每天早上五點就必須到那兒去分配進到上海的農產品。他的工作是命令誰可以拿到什麼。雖然他沒刻意對決策動腦筋，但顯然他擁有相當的支配力量──我能想像他應該可以從當地盤商那裡得到不少好處，因為這些盤商急於和他建立關係。同樣的，他說，他很高興配給站改成公開市場，由盤商來標這些農產品。誰用什麼價錢拿到竹筍，不再是由一人決定，而是買賣雙方自己去談好價錢。市場根據需求來決定價格及農產品的配置──清楚地展示出命令經濟和市場經濟間的根本差異。由於這項改變，這名官員愉快地透露，他的日子變輕鬆了：「我現在不用再早上五點就爬起來了，我可以好好地睡，讓市場幫我把事情辦好。」
我對自己說：「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他剛剛所說的事？」當市場主導時，共產黨的控制力就縮減了。共產主義制度是個權力由上往下流的金字塔。總書記把絕對的權力授予他的，譬如說，十名手下。然後，這些手下，再把絕對權力授予他們下一層更多的人。這個輾轉下傳的過程不斷擴大，直到金字塔的底部。由於每個公務員都被其上一層所監管，所以制度得以維繫。這就是其政治力量之來源。這就是黨的統治方式。然而，如果市場定價取代了金字塔中的任何一層，政治控制就喪失了。你無法同時擁有市場定價機制和政治控制。二者互斥。這已經對黨的權力結構產生嚴重壓力。
到目前為止，這個根本上的難題似乎已經被黨裡的長老巧妙地處理掉。然而，不斷成長的繁榮漸漸地把中國農民從土地和生計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有餘力對於自己認為不公正的事進行抗爭。我不相信黨不知道繁榮，以及最近的教育方式正把中國帶離威權統治。今天，胡錦濤主席所掌控的權力似乎比江澤民還少，江澤民則少於鄧小平。而鄧小平的權力更遠少於毛澤東。這個權力不斷削減之路的終點，就是西歐的民主福利國。這條路上還有許多障礙，以致於中國至今的狀況和鄧小平的公開目標，「已開發」經濟還有相當差距。中國改革者所面對的各種重大挑戰其實很清楚：反動派的老勢力；龐大的農村人口至今尚未分享繁榮的成果，卻鮮有例外被禁止移居到城市；蘇聯式命令經濟所殘留下來的一大堆爛攤子，包括還在膨脹中，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為這些國營企業提供服務的銀行體制大部分已呈苟延殘喘狀態；缺乏現代金融及會計專家；貪汙，以絕對權力為基礎的金字塔權力結構之必要副產品；以及最後，缺乏政治自由，也許短期內市場機制在運作上並不需要這點，但對不公正和不公平所引起的人民痛苦，卻是很重要的安全閥。此外，中國領導人必須處理大眾對新富階級的羨慕，及對工業汙染的憤怒。這些問題，任何一個都足以星火燎原。儘管中國已經把經濟中顯著的部分開放給市場機制，中國還是以行政控制，即中央計劃經濟的殘餘體制為主體。結果，經濟依舊僵化，我想，恐怕很難像美國在九一一時那樣承受重大撞擊。
中國剩下來的問題深度可以視為其領導人在解散殘餘中央計劃控制時所必須面對的困難度。鄧小平於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帶來了第一波的解除管制所產生的繁榮，此後，有好幾年無法進步。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實施錯誤的匯率制度，以及嚴禁人民自由地在農村和都市，或是鄉鎮和城市之間遷徙。如果要讓中國維持過去十年來的高成長，就必須把這二個中央計劃經濟時的重要現象，大致上，但不一定要完全地解決掉。
第一個焦點是中國人民幣的匯率制度。一九八○年代初期的人民幣匯率，並不是像今天大多數人所抱怨的太低，而是太高了。。中央計劃人員把人民幣固定在一個不實際的匯率上，而黑市的匯率卻比這低了很多。一九八○年代早期，在官方匯率之下，國際貿易可想而知非常低緩。中國出口商的成本是人民幣，其美元定價必須比較高才能打平，但這樣的美元價錢就沒有競爭力了。對比之下，新近解除管制而非常繁榮的國內市場就變得相當明顯，於是貨幣當局持續讓人民幣貶值。但這個過程花了他們十四年。到了一九九四年，貿易上的外匯交易完全自由，而人民幣黑市也消失了。人民幣對美元從不到二比一貶到八點多對一。
中國的出口，在初期的遲滯之後，便爆發了，從一九八○年的一百八十億美元，上升到二○○六年的九千七百億美元，年成長率將近百分之十七。中國出口，半數以上採進口來料加工，而出口商品的價值不斷提升，因為出口品平均單價之上升，超過物價指數所固定採樣的一籃商品。○3但我們不清楚平均單價之上漲，有多少只是單純反應來料部分的品質上升。
這點很重要，因為中國出口品越是高科技產品，中國對已開發世界的競爭衝擊就越大。中國可能正順著科技之梯往上爬。該國現在所出口的商品遠比十年前複雜。但這高水準的複雜度是中國人造出來的嗎？或者中國只是組裝別人所造出來之更複雜的產品？《經濟學人》雜誌引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尼可拉斯‧拉第（Nicholas Lardy）的部分看法，於二○○七年三月評論道：「中國的外銷模式……大部分是把便宜的勞工和土地租給外國人。即使是中國最成功的本國電腦商……也把生產包給臺灣公司做。」然而，我認為，中國出口商品附加價值之增加只是時間問題。我預期中國會漸漸把他們的進口零組件換成高附加價值的國產零件。
外銷的興起過程，和農村工人劃時代地往城市移動過程相符。農村人口在一九九五年達到高點，將近八億六千萬人。十年後，降為七億四千五百萬人。這樣的改變，可不只是來自人民遷往都市，以及某些定義上的調整結果而已，還有農地都市化的結果，就像珠江三角洲，與活力十足的香港為鄰，開始出現許多新的製造特區。一九七○年代，這塊肥沃的區域是沉睡的農田和農村之家，但過去十五年來，來自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海外投資先鋒進駐，帶動這塊區域的成長。如今珠江三角洲生產各行各業的產品，從玩具到紡織品；大多是外銷。香港的例子，以及對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貢獻非常驚人。
當中國於一九九七年重新收回香港的統治權時，我對香港資本主義之生存並不抱太大希望。認為中國會遵守諾言，讓香港繼續成為資本主義堡壘五十年的想法，在我看來，非常幼稚。在同一個政權統治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比鄰而居，這真的難以相信。但是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之下這十年，其結果和我所擔心的完全不同。中國並沒有用共產主義來取代香港的文化和經濟，反而漸漸受到香港的文化和經濟法則之影響。
過去十年來，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一‧四的人口從農村移往都市，這明顯提升了中國的生產力：中國都市地區的資本顯然比農村地區還要精明。二者之間的差異，造成都市每小時產出上是中國農村的三倍以上。一九八○年開始設立的經濟特區，主要是外資所投資的製造廠，以外銷為主，證明非常成功。部分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也有顯著進展，而其他的國營企業則在進行重大的結構重整。結果，這些組織裡的就業人數大幅下降，顯示創造性破壞進行得相當不錯。
重整一大堆的國營企業，並把剩下的大部分私有化，必須把國營企業的社會保險和福利義務轉移給其他的政府單位，或是尋求私人資金。如果國營企業必須負擔帳面上所有社會福利網的完全成本，則顯然將無法競爭。國營企業冗員充斥，成為間接失業保險的形式，這種現象也在消逝中。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傳統泡茶的地方，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向我描述他當年經營一家大型鋼鐵廠的情形。他把工人減了非常多，鋼鐵的產量還是一樣多，成為中國東北頗具競爭力的國營企業，他對此感到很驕傲。
如果不對國內遷徙作長期的限制，農村人口遷移到都市的速度是不是會更快，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他們現在所採用的限制形式，可以回溯到一九五八年。每個人出生後都必須住在出生地。官方的遷徙許可證只授予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這種強制定居，可以滿足中央計劃員之要求，讓經濟中的每一區塊都各得其位，以利中央計劃之施行，雖然，毫無疑問，政治控制當然也是目的之一。限制遷徙也有效地限制了職業之選擇。
我無法想像，人在這種環境中要如何成長，雖然，我認為，這是文化大革命夢魘的改良版。當前的領導人持續對這些限制鬆綁，這很重要，也很受歡迎。但他們害怕農村人口大量移往都市會帶來動盪不安，於是限制變革，一如中國人生活中的許多面向一樣。
然而，當大多數的中國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地區，對普通農民的挫折感施以強力震壓，這種解決方式將會帶來暴動。當經濟快速成長，解放了許多人，不再只是追求溫飽，而有餘裕去思考他們所觀察到的不公正，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不公正。中國沒有民主的安全閥來舒解這種不安。受到欺凌的人無法用選票把執政者趕下臺，只好訴諸造反。
一九四○年代後期中國所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動亂，進而在一九四九年讓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原因，這個教訓，他們太清楚了。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共產黨在經濟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通貨膨脹。誠如凱因斯所說的：「列寧當然是對的。顛覆一個社會，沒有任何方法比讓其貨幣失去價值更妙、更有效。其過程，讓經濟法則中的所有隱藏力量發揮破壞作用，而其作法，一百萬人中，沒一個可以診斷出問題。」
中國領導人深知，除非通貨膨脹受到控制，否則經濟將永無寧日，包括都市地區失業增加，此為動亂來源。他們認為，要避免可怕的勞動市場不穩定，則必須擁有穩定的匯率。他們錯了。現行這種壓制匯率的政策，可能引發更大的破壞風險。由於中國向已開發國家「借」技術的結果，導致其每人ＧＤＰ成長得比貿易對手國還快，在國際競爭之下，對中國貨幣的需求就有增無減。○4中國貨幣當局為了抵消這個效果，以維持人民幣相對穩定，於二○○二年到二○○七年間，以人民幣買進外匯，累計達一兆美元之多。○5為了消化吸收央行購買外幣所釋出的過多貨幣，中國央行大量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但這還不夠。結果，貨幣供給額之成長率遠超過名目ＧＤＰ之成長，令人憂心忡忡。這是通貨膨脹的火種。
另一個同樣困擾中國領導人的問題是所得集中度快速增加。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當時大家普遍都很窮，所得集中度很小，這樣的社會，竟發展成一個，根據世界銀行判斷，所得分配不均比美國和蘇俄都嚴重的社會，的確讓人吃驚。另一個頭痛問題是中國的銀行體制，直到今天，都還無法有效改革。然而中國銀行的股價卻從二○○六年一路漲到了二○○七年。國營的中國工商銀行於二○○六年募集了二百二十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股票上市案。其他國營銀行也有股票上市大規模釋股或到海外掛牌的情形。但大家急於搶進這些中國國營機構股票，反映出投資人預期中國政府會有效保證這些銀行的負債。中國已經從其龐大的外匯存底動用六百億美元重新充實銀行的資本，並在這個過程中解決了許多銀行的壞帳。中國的銀行過去的放款有許多都是基於政治效益，但多數顯然不具有用的經濟效益。
而且，還在發展中的銀行體制尚不足以應付經濟調整所需的彈性。以市場為基礎之經濟常常會有脫離均衡的狀況發生，但由市場所驅動的利率和匯率變動，再加上商品和資產價格的調整，經濟很快就回到均衡。中國政府不允許利率隨著供需而浮動，但會透過行政命令以調整銀行準備率的方式來調整利率──但只有在不均衡現象非常明顯時才會採用。這必然是為時已晚，而且，有時候所採取的行動力道不足甚或是反效果。當貨幣官員看到成長非常大時，會對銀行行政指導，要他們增加放款，但一樣，這也是為時已晚。這些措施很少能適當調整金融上的不均衡。諷刺的是，中國在金融上沒有和其他國家連結，讓中國不受一九九七～九八年的金融風暴之波及。
中國極度缺乏金融專業人才。這並不奇怪，因為在中央計劃經濟之下，這些專業人員無用武之地，而企業行銷人員、會計人員、風險管理員，及其他市場經濟裡日常運作所不可或缺的專才也都一樣。最近這幾年中國教育已經把這些技能納入課程，但經濟，特別是銀行部門要有適切的人才則還要一段時間。二○○三年十二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當時的新主席劉明康前來拜訪聯準會。他承認中國的銀行缺乏判斷貸款是否可以回收的專業人才。劉明康指出，外商銀行日益增加，對他們有幫助。我則建議，中國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有西方市場經濟經驗，並且在競爭的放款審核上，具有敏銳眼光的放款主管。目前已有改善，但尚待加強。
由於在中央計劃經濟裡，金融沒有發揮功能的餘地，因此，中國的銀行一向和我們所熟悉的西方銀行不同。多年來，國營銀行在政治指導之下，挪用資金去實現國家所作的承諾。他們沒有放款審核主管要求放款必須能夠得到清償，他們只是個匯款單位。國民所得會計裡的壞帳，是ＧＤＰ（即生產產出的預計市場價值）和員工福利及利潤（即生產的所有人）之間妥協的結果。由於爛投資的情況非常嚴重，ＧＤＰ的數字中，有一部分是垃圾，沒有價值。中國的壞帳水準，也讓人對中國所發表的ＧＤＰ數字究竟有何意義，引發同樣的疑問。然而，我應該這樣說，即便投資不具任何未來價值，但終究還是要耗用原料。因此，中國所公布的ＧＤＰ，也許還是可以用來合理衡量其生產所需投入的資源，亦即，作為衡量所需投入價值的指標。
中國在一九七○年代後期所開始進行的改革成果，即使對資料品質上的疑慮作調整之後，仍然是相當出色。你只要觀察北京、上海，及深圳的劇烈變化，還有其他地區，變化雖沒那麼大，卻很實在，你就會認為，中國絕不是虛有其表。
在我的經驗裡，努力執行市場改革計劃的是中國政府裡的技術官僚，主要為央行、財政部，以及令人意外的管理機構。然而，他們大多只能提供顧問服務。重要的政治決策來自國務院及政治局，由於他們願意大幅接受親近市場的建議，這是他們的功勞。剩下一個關鍵性障礙，從核心威脅共黨統治政權，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挑戰。要達成鄧小平的目標，在世紀中葉讓中國達到「中度開發國家」，即使面對馬克思主義守舊勢力的抵制，也必須進一步強化財產權。
都市的財產權已經有相當的進展。然而，七億三千七百萬名中國人所居住的農村土地卻是另一回事。釋出農地財產權有違共產主義傳統，爭議太大，而無法輕易同意。農民可以承租土地並在公開市場出售農產品，但他們對其所耕種的土地沒有取得合法的所有權，因此不能買賣，也不能拿來質押借款。最近這幾十年來，當都市化侵入中國的農村時，地方政府徵收了龐大的土地，卻只把都市化特區應有價值中的一小部分拿出來作補償。這種徵收，是近來抗爭和暴動不斷上升的主因之一。一名中國最高警政官員報告說，全國的抗爭事件從十年前的一萬件上升到二○○四年的七萬四千件。二○○六年的估計值則較低。讓農民合法擁有土地，這不過是大筆一揮，就能大幅拉近城鄉住民之間的財富差距。
雖然經濟至上是黨的政策核心，但領導人還有其他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臺灣的狀況。許多，也許是大部分的領導人知道，武力衝突會嚇退外資，並使全國想要建立世界級經濟的渴望遭到致命的破壞。
總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抉擇。目前所走的路線，最後會帶領黨放棄其哲學根基，並正式擁抱某種形式的市場資本主義。中共會不會像其他前蘇聯集團國家所發生的事一樣，轉型為民主社會黨？他們會不會默許可能出現的多元政治，從而危及黨的統治權？或者，黨會放棄改革，回到正統的中央計劃經濟制度以及獨裁主義？這幾乎一定會損害領導所賴以建立正當性的繁榮。
我毫不懷疑中國共產黨可以維持一個獨裁式的半資本主義政權，並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相對繁榮。但沒有民主程序這個政治上的安全閥，我懷疑這種政權長期可以成功。這些選擇會如何演變，不只對中國有深沉的涵義，對整個世界也是一樣，後面，我會再探討這個議題。
注釋
1當然，大幅解除零售市場中一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管制，引起外資興趣。一九九一年，有幾近百分之七十的零售價格為市場導向──就百分比而論，幾乎是一九八七年的二倍，當時，鐵幕後的中央計劃經濟已經出現搖搖欲墜的初期跡象。一九八○年代後期，組裝出口品的零組件之進口稅大幅鬆綁，增加出口之獲利能力。
2老虎‧伍茲（Tiger Woods）曾短暫參加這二場上海球賽。不過最近高爾夫在某些中國大學裡成為衝突的來源，學生抗議學校在教學用的運動場上拚命蓋高爾夫「練習場」。無論如何，在中國海南島所舉辦的另一場國際高爾夫球賽，於二○○七年三月登場。
3例如美國商務部計算進口自中國商品的固定加權價格。二○○五年，美國佔中國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
4對低工資國家產品之需求，會拉升對生產國貨幣相對於其他國家貨幣的需求。需求上升的國家，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幣值也會隨之上升。直到經匯率（以及生產力差異）調整後的工資，上升到其他競爭國家之水準。
5中國以政治力阻止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政治人物大為驚愕；他們錯以為，人民幣受到抑制是造成美國大量進口的主要原因，從而造成製造業工作機會之流失。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但不是美國的整體貿易赤字。美國進口商只要轉向其他低工資國家進口以取代失去競爭力的中國外銷品。（中國自二○○一年以來所買進之外匯包括美元和其他貨幣，換算成美元，共計一兆。）
我們的新世界(亞洲版序言)
文／葛林斯潘
當我於二○○七年六月一個溫暖的日子裡抵達東京時，陽光從陰霾中射出。此行，是來和銀行家、保險公司執行長，及金融家交換看法，他們有許多人和我已經相識多年。在緊接著的會議中，他們對於日本人口快速老化，以及和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那段光輝日子比起來遲緩的成長，感到憂心忡忡──而東亞其他部分，在中國帶領之下，已經經歷了史上最非凡的經濟榮景，這點，更令他們憂慮不已。
我同意日本所面臨的挑戰非同小可。然而，我的看法和主人有些許的不同，沒有那麼悲觀。毫無疑問，巨大的變化正在進行。日本和其餘的已開發世界，正處於一個過程中，那就是把長期掌控的經濟領導地位，明顯地讓給了高度成長的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泰國。在二○○○年到二○○六年之間，這些經濟體大幅增加其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佔世界之比重，而世界銀行推估，這項比重到二○三○年還會進一步上升。
就在最近的一九九七年，這個區域裡還有許多經濟體捲入嚴重的金融危機，需要龐大的國際援助。這些經濟體如何有辦法在不到十年之間，將自己從困頓的借款人，轉變成名列前茅的一尾活龍？揚棄固定匯率體制是決定性的第一步，這種固定匯率，把他們的經濟和美元綁在一起，引發幾乎令他們疲於奔命的金融操作。這些不當操作就是所謂的利差交易，在釘住匯率制度之下，從已開發國家借錢，沒有避險，而將這筆錢轉貸給當時利率較高的國內。這種操作賺了一陣子，但最後導致整個東亞到俄羅斯都發生連鎖違約事件，甚至對美國造成威脅。
我稍後會在本書探討這個危機，包括為什麼尚未充分參與國際金融的中國，能夠在此次災難中毫髮未傷全身而退的問題。今天，中國及東亞新近工業化經濟體所展現出來的實質ＧＤＰ年成長率介於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之間，遠超過日本和西方已開發經濟體。通貨膨脹率為個位數，長期利率也是一樣。
在日本發展出來的外銷成長模式，為後來的「亞洲虎」，以及更後來的中國所擁抱，這個模式是如何推動亞洲達到徹底超乎預期的繁榮，是本書的一個主題。今天，光是日本和中國的儲蓄加起來，就佔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那是全球投資的資金來源。東亞新近工業化的經濟體則再貢獻出另外的百分之五。我把冷戰結束看成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經濟事件，因為這個事件把龐大、受過教育而低薪的勞動力釋放出來，參與競爭的世界市場，他們不只來自東歐，還有不少來自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國。中共的微妙變化，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加速邁向資本主義，顯示中央計劃經濟是失敗而不可行的經濟制度。
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受到財產權保護提高之激勵，從一九九一年的四十億美元增加到二○○六年的一年七百多億美元。這些資本輸入所帶來的先進科技驅動中國成長，再加上出口爆炸性增加之支持，其成長率為二位數。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有許多出口作業因而重新調整──在送到已開發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之前，先行運到中國作低成本的最後製造。
雖然東亞經濟體這種經濟成長爆炸乃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一大利多，我們卻不能期望這種成長能夠無限地持續下去。首先，借自日本和西方的科技，已經讓東亞的生產力上升到遠超過已開發世界的水準，這些已開發國家雖擁有先進的科技，卻只能靠創新按部就班地成長。當前東亞生產力的成長水準介於百分之三‧五到九之間，終將滑落到低於百分之三的水準，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把這個數字定為人類知識進步所能產生的最大成長率。然而，這或許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
值此過渡期，東亞正快速成長。即使是目前佔東亞ＧＤＰ最大比重的日本，也已經開始擺脫自一九九○年股市房市崩盤以來長達十五年的停滯。在人口快速老化的衝擊下，日本開始走出其幾乎與世隔絕的金融環境，這種金融隔絕，於二○○三年達到高峰，大多數日本人覺得把他們豐沛的儲蓄投資在以日幣計價的資產上，幾乎就是一種愛國義務。這種自我要求，不願投資海外的心理，導致大量的儲蓄，尤其是來自家庭、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的儲蓄，以直接或間接透過日本龐大的郵政儲金系統，投資於日本政府公債。日幣氾濫導致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債的殖利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和當時美國十年期國庫券百分之三‧六的殖利率相較，低得令人難以理解。只有百分之三的日本政府公債為外人所持有（而且大部分是國際債券型基金所作的必要分散），而美國國庫券則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外人所持有。長期利率讓日本央行能夠把短期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
以日幣計價的利率受到壓抑，而和其他國家利率之間的差距，則造成了另一種利差交易。日本人並不是把資本投注在殖利率較高的海外，而是間接以低利率把日幣借給外國人，讓他們能夠作為週轉或是投資到高獲利的資產上，通常是信用風險極低的有價證券。其利差大到足以吸收匯率變動的風險。其實，這是日本人在補貼外國投資人。但自二○○三年以後，這種情況已經變了。日本投資人顯然已經對低報酬率感到厭煩，開始向海外尋找投資機會。其效果就是去除了日本許多的「本國偏誤」。日本投資人所作的淨國際收購（net foreign acquisitions）從二○○三年第一季的三‧四兆日元上升到二○○七年第一季的六‧七兆日元。自二○○三年以來，由於郵政儲金系統的存款縮減了幾乎百分之二十，日本政府公債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發行必須向海外募集。由於國內需求退出，再加上必須吸引外國需求，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債的利率被迫升到百分之二──還很低，但已上升不少。日本家庭對以海外資產為主的信託基金之購買已經暴增。
當日本投資人對全球化變得更為積極時，日本的銀行也重振其國際聲威。由於房地產價格於二○○六年穩定下來，日本銀行在多年的禁止和壓抑後，又回到了正常的放款業務。簡言之，當通貨緊縮退卻，成長率回升時，日本漸漸地又回到了「正常」經濟俱樂部。
毫無疑問，正如我後面的探討，在人口和勞動力衰退之下，日本要面對令人沮喪的未來。除非出生率意外上升，或是一場文化衝突把日本打開，引進大量移民，導致大勢逆轉，否則，該國的國際威望很可能會隨著其ＧＤＰ佔全球和東亞的比重不斷下滑而漸漸褪去。然而，日本還是會和以前一樣，在科技和金融上繼續作為一個富有而令人敬畏的世界力量。而二十一世紀應該對所有的東亞經濟體都很有利，因為中國、韓國、新加坡、臺灣，和其他的新星，都將追求自己應有的繁榮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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