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味，整建當然失敗

2006.07.04　 中國時報
沒有人味，整建當然失敗
◎李亞倫

百年歷史的建成圓環終於吹熄燈號了，大家皆感唏噓與憤怒，許多人認為臺北市政府應該負起主要責任。眾所皆知，臺北市的市政建設中，市場或夜市整建的不成功，幾乎是各界公認的事實，士林市場及夜市、圓環美食館、西門商場、龍山商場等皆是。何以至此，許多人認為係因缺乏「整體規劃」所致，真的是如此嗎？並不盡然，據筆者所知，市府類此的大案子都會找「專家學者」研究、規劃、設計，並經重重審查後才定案，過程可謂相當週延，然而何以仍沒法獲致預期的結果呢？

我們不妨先思考一下東方社會「傳統市場」、「夜市」、或「巴札」（bazaar）的特質，這種存在於亞洲及中東的市集大多是在淵遠的歷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特別具有地方特色（或為學界所強調的「場所精神」），人與人互動的情感格外濃烈，商販的吆喝叫賣、五彩繽紛的商品、品類繁多的小吃、老少咸宜的競技及抽獎、隨處可見的街頭藝人或江湖術士、熙來攘往的人群等等，在這個「魔幻」時空，最傳統的風情與最新潮的符碼自由交流，人們進入這個場域很容易獲致豐盈而飽滿的「體驗」。這就是「熱鬧」呀！「熱鬧」，一個老老少少都知道其意思的日常用語，但對學術界而言，事實上卻又是最難以捉摸、難以定義、難以規劃、難以型塑的人間情境。
市場或夜市整建案，市府所延聘的「專家學者」多為受西方教育者，本身的生活型態也較屬於「高檔」的西方品味者，不時會前往歐美「先進國家」旅遊或交流，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往往會以歐美「先進國家」之都市型態為效法對象。而大多數的市府官員則是很努力地想把臺北市建設成「現代化」、「國際化」、「資訊化」的大都會，如此一來，「專家學者」（多為都市設計或建築背景者）就往往以「先進國家」的案例為摹本，提出的市場或夜市整建案（幾乎就是「建築設計案」）：窗明几淨、造型新穎、甚至還頗具「後現代」風格者，而市府審查者往往會礙於「專家學者」之名聲而接受其所提具的整建方案，僅就各局處業務相關之「交通」、「停車」、「工程」、「維管」、「預算」等方面提出意見，如此一來，這一整套規劃設計及審查過程，「人文」這個最核心的議題，即使未被遺忘至少是相當我度上是被忽略的。

而這一整套的作業過程，所依據的主要準則是「西方的」、「理性的」、「計量的」、「人為設計」的，然而相對於市場或夜市係「東方的」、「非理性的」、「質性的」、「自然生成」的特質，事實上是兩套相異的範疇，且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在法則，「專家學者」或審查者如果對此缺乏自覺，就會如同拿米達尺丈量梵谷畫作的美質，或意圖拿四方箱子去填裝流水，難怪整建案一推動下去，長遠歷史積澱的地方風情消失了，熱鬧的氛圍一去不返了，原本是流動的感官饗宴，如今成為大小相同、排列整齊劃一的空攤位（因為連攤商都不願進駐），這與原先所期望的「觀光夜市」願景相去不能以道里計。

筆者並非反對市場或夜市整建，例如衛生條件的改善、公共安全措施的強化、交通動線的改進等等都非常重要；但如何在整建的過程中維持甚至強化其地方特質則更為重要，而非不顧各地方的文化脈絡與社會肌理，粗暴地將台北東區「新潮的」、「無地方感的」、「流線型的」風格的構造物任意移植，如此一來會走上失敗的結果幾乎是當然的；然而市府似乎還不清楚失敗的主因，以致迄今仍在各個改建案中重蹈覆轍。

我們應揚棄表面上現代化但卻「理念粗糙」的整建方式，尤其重要的是，往後延請專家學者最好能包括人類學者、民俗學者、環境心理學家、乃至文學家等，如此才比較能由「人」的立場去思考，而非只基於「都市更新」或「建築設計」的立場，誤以為這僅是個單純的工程問題。（作者為觀光遊憩文化研究者）

誰出走沒關係，體制僵化才有關係

誰出走沒關係，體制僵化才有關係


日前媒體報導，台灣有三位經濟與管理系的教授，準備或已赴中國大陸任教；結果激起媒體一天的漣漪，標題也下得頗為令人震撼：「台灣高等教育環境危機」、「台灣高教土石鬆動」。亦有立法委員指出，「在台灣發展，沒有未來。這是他們告訴我，轉進北京最重要的一點」。

事實上，這樣的說法與一般的觀感有著不小的落差；基本上，台灣教育界還處於非競爭狀態的大鍋飯環境，一旦進得了學校擔任教職，大部分都等於領到了終身飯票。若說在台灣當教授錢少吸引力不足，也只說對了一半；因為，許多教授正薪雖少，但外務兼差機會可多著是，包括媒體所謂經濟學界「新四人幫」，因為他們的經濟學教科書熱賣，也賺了不少。

因此，教授出走應不只是所得問題，因為這只是教育體制僵化所呈現的一環而已。目前台灣高等教育的狀態是，沒有退場機制，也因此幾乎沒有進場空間；也就是說，教育單位數量幾乎沒有彈性空間，在教育學費上，也沒有調升的自由，老師亦不能兼差太多。在這樣一個量價均管制的活動裡，所有的競爭指標都已被扭曲甚至乖張。

目前我國的教育服務業，用掉了全台灣21.12%的大學學歷以上的受雇者，但其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只占全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9%。且平均每一從事教育服務業就業人員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每年只有38.4萬元，是所有服務業裡最低者，說來不是很諷刺嗎？在知識經濟發展的趨勢下，教授知識者所創造的附加價值，竟比餐飲小吃店服務生還不如，這真是正常現象嗎？

當台灣製造業必須脫離低價競爭時，才發現自己創新能力的不足；台灣企業雖然擁有全球第四多的專利，但這些專利與學校幾乎無關，引用學術論文的比例少之又少，原創與前瞻性不足，當然價值也較有限。反過來看，台灣學術論文數量在主要國家可以排名至21位，但平均每篇被引用的次數排名卻是96名，幾乎是墊底的名次；顯見，這些論文許多是為論文而論文，為升等寫論文。

以上的數據，在在顯示，台灣教育界在量價雙重管制的情形下，已成為和社會幾乎脫節的象牙塔。從這一端象牙塔走到另一國度的象牙塔，沒什麼好歌功頌德的；倘若願意從象牙塔裡走至民間，提升民間產業的創新能力，其勇氣才真值得敬佩。

說實話，這樣的教育環境，最倒楣的應是學生而非教授；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樣的學費，本來就只能有這樣的師資。唯有開放外國學校來台，唯有學費鬆綁，唯有學校法人化，唯有容許教授新創事業，唯有不歧視產學合作，台灣教育與未來之子，才有機會跟國外一拚。這些開放真如洪水猛獸嗎？這些措施，在國外先進國家是如此，競爭對手國新加坡是如此，連後進國家越南也是如此；事實上，新加坡做得更徹底，教育產業已成為其未來重要的產業發展項目之一，作法上便是把新加坡塑造成匯集亞洲一流師資與一流學生的教育平台；也因此，我們時而可見新加坡的人力仲介人員穿梭於我們的國際研討會場，不必奇怪，亞洲各地重要的研討會都有他們的身影。

看看別人，再想想自己，當我們還在怪罪教改是誰的錯時，競爭對手國卻早已搭起掌握亞洲未來人才網絡的平台。

【2006/07/01 經濟日報】